1983年，有一种玩法叫陪绑，就是在死刑犯执行当天，突击找一些号子里的刺头的，嘴严的，不老实之类的犯人，没有通知情况下跟死刑犯一起绑上刑车拉到刑场，跪在死刑犯执行点的不远处，亲眼看见被执行，然后拉回看守所。 话说1983年那会儿，社会治安乱得不行，车匪路霸横行，老百姓晚上出门都提心吊胆。中央下决定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从8月开始，全国展开严打行动，前后持续三年。公安机关集中力量，逮捕197万多人，判刑177万余人，其中2.4万多人被执行死刑。这场运动强调从重从快，针对流氓团伙和严重犯罪分子，各地看守所加强管理，陪绑就是其中一种管教方式，用来震慑不老实的犯人。选人标准简单，挑那些屡教不改的闹事者或嘴硬不认罪的家伙，没提前通知，直接拉走。 陪绑针对看守所里的刺头犯人，这些人平时在号子里横惯了，普通教育不起作用。管教清早点名，选中后用麻绳绑紧大臂和小臂，拉上刑车去郊外刑场。刑车停在荒地，武警持枪警戒，土坑挖好。陪绑者跪在执行点不远处，看死刑犯被押到位置，枪声响起后拉回看守所。整个过程让这些人亲眼见识法律威力，回来后很多人变乖，主动交代问题。看守所人满为患，5人间塞10人，有的犯人还故意闹事想进禁闭室占空间，但陪绑一出，没人敢再折腾。 拿俞乐山来说，他靠生产挂锁抢国营厂订单，以投机倒把罪判死缓，在号子里天天喊冤闹事。被拉去陪绑那天，发现执行的是诬陷他的乔正君，对方因盗用公物并诬陷他人判死刑。俞乐山回来后不再闹腾，出狱后承认法律不管身份，犯事就得罚。类似例子还有天津的朱国华，25岁，在铁路分局自动化指挥部当技术员，利用职位便利犯下强奸8名妇女、强奸未遂4人、玩弄妇女7人、猥亵妇女3人。1982年10月30日被拘留，1983年9月24日以流氓罪和强奸罪执行死刑。 朱国华案子牵涉多人，他和其他犯人从1978年起共强奸妇女15人、强奸未遂7人、玩弄妇女21人、猥亵妇女26人、拦截妇女17人，总计86人。他的住所被称作淫窟，严打期间被抓，看守所关押后直接判死。上海的陈小蒙也类似，父亲陈其五是老革命，但他和胡晓阳、葛志文等人犯强奸和流氓罪，轮奸、强奸、猥亵妇女51名。1985年2月抓捕，1986年2月判死刑，3月执行。陈小蒙记录犯罪细节，用笔记本写下过程，公安搜查时找出证据。这些高干子弟作恶多端，严打不讲情面，一律从严处理。 严打第一战役从1983年8月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破获犯罪团伙近20万个，结案160多万起。街头流氓集团减少，民众安全感提升。陪绑这招在看守所推广，效果明显，犯人返回后蜷缩角落或找管教交代遗漏事实。全国人大9月通过决定，允许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从重处罚，死刑执行后立即生效。检察机关全力投入，批捕起诉从快，法庭审理简化程序，确保打击力度。 陪绑不是判死刑，只是教育手段，但对刺头犯人冲击大。选人时管教从号子里挑，绑绳方式固定大臂小臂，避免逃脱。刑场距离执行点十米左右，枪响后迅速拉回。俞乐山这类人经历后，硬气没了，明白犯法跑不掉。朱国华和陈小蒙直接判死，没陪绑机会，但他们的案子震慑其他人。高干子弟落网证明法律平等，天津上海等地类似案件多起，民众看到严打铁腕。 严打期间，看守所要求犯人头朝外睡，执行前几天就这样，预示有大事。陪绑临时决定，没准备时间。社会治安差到影响生活，中央军委支持运动，邓小平指示加强专政力量。破案数字上升，公安巡查加强，逮捕行动高效。居民夜间出行放心，街道巡逻警员增多。陪绑让犯人敬畏法律，出狱后少再犯事。 全国范围看，严打逮捕197万，枪决2.4万，社会风气好转。朱国华执行那天，天津民众议论多，有人怀疑会不会网开一面，但最终从严。陈小蒙案子惊动中央，胡耀邦批示一视同仁。陪绑作为辅助手段，减少看守所闹事，犯人行为规范。 严打三年结束，治安稳定。俞乐山出狱从事合法活动。朱国华和陈小蒙执行死刑，其他犯人判刑服完。陪绑这玩法虽直接，却在当时环境下管用，镇住犯罪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