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前线，不愿丢弃战友遗体的汪斌，被 越南 记者团团围住。他也是这场战斗中，我军唯一被俘虏的军官。此时，他一身军装，表情凝重，被迫面对越南的记者，显得十分无奈。但作为俘虏，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汪斌出生在1957年1月的山东邹城，那是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他从小就过着朴实的日子，帮家里干农活，接受基本教育。1976年12月，他参军入伍，被分配到昆明军区第14军第40师118团。从一个普通战士起步，他每天参加边境巡逻和日常训练。那些年，部队生活简单而严苛，他适应了高原环境，学会了基本的军事技能。1980年，他升任班长，负责管理新兵和小型演习。这让他有机会锻炼领导能力，带队时注重细节，确保每个人跟上节奏。1982年，他成为1营2连副指导员，主要管部队纪律和思想政治工作。那时候，他的工作就是维护队伍秩序，组织学习和讨论。1983年底，部队接到收复老山地区的任务，他随团投入准备。战前，他参与各种演练，检查装备，确保一切就绪。1984年4月，战斗正式打响，他负责穿插任务。这段经历让他从基层一步步成长，体现了普通军人的踏实。 老山战役是中越边境冲突的一部分，1984年4月28日，中国部队发起进攻，目标是收复被越军占有的地区。第14军第40师118团担负主攻，1072高地成为关键战场。中国部队面对越军地雷和炮火，付出不小代价。汪斌所在连队推进时，遭遇猛烈阻击，连长和指导员负伤，副连长牺牲，全连伤亡过半。他接管指挥，组织剩余士兵撤退，确保他们安全返回营地。这次撤退避免了更大损失，显示出他的实战判断。撤退后，他提出返回取回战友遗体，营长批准，他带两名战士出发。三人途中遭遇越军，两名战士牺牲，汪斌被击晕俘虏。他成为老山战役中唯一被俘的中国军官。被俘后，越军把他押到营地，一群越南记者赶来围住他。记者们拿着相机和录音设备，争相提问。他面对闪光灯保持沉默，越军士兵监视全程，确保他配合。记者问战斗细节和部队信息，他拒绝回答。围堵结束后，他被带走关押。这件事被越方用来宣传，突出俘虏中国军官的事实。他的被俘源于取回遗体的决定，反映了士兵间的互助传统，但也暴露了战场的风险。 被俘初期，汪斌关押在越军战俘营，环境简陋，食物不足。越军多次审讯，要他提供情报，他一直拒绝。关押期间，他体重急剧下降，健康恶化。越方用限制饮食和体力劳动施压。他两次尝试自杀，一次试图越狱，都没成功，继续承受压力。营地转移几次，他随车队移动，途中条件艰苦。关押时间长达5年8个月，到1990年1月19日，中越交换俘虏。他与其他中国战俘一同释放，越方释放5名，中方释放17名越南人员。交换在友谊关进行，他下车时体重仅37公斤，需要搀扶。回国后，他接受组织审查，过程持续一年多。审查涉及被俘细节和行为表现，老领导提供证言，确认他无投敌行为。审查结束后，组织恢复他的党籍和军籍，授予上尉军衔。他继续在部队服役一段时间，后转业到地方工作。转业后，他从事行政岗位，生活渐趋平静。他的经历反映了中越边境冲突的残酷，以及战俘交换的国际惯例。这段历史也体现了军人面对逆境的坚持。 老山战役中，汪斌的被俘并非孤例，但作为唯一军官，备受关注。越军俘虏政策严苛，导致他健康损害。回国审查是标准程序，确保忠诚度。授予上尉体现了认可他的表现。转业后，他适应地方生活，偶尔参与老兵活动。整个事件源于老山作战的激烈程度，越军在该地区布防严密。中国部队通过炮击和步兵进攻，最终控制高地。汪斌的行动虽个人化，但体现了集体责任。中越战俘交换是两国关系缓和的标志，1990年事件标志边境冲突结束。汪斌返回后，体重恢复需时日，医疗干预帮助他康复。审查中，老领导证言关键，基于长期了解。恢复后，他继续贡献力量。地方工作涉及行政管理，他应用军旅经验。他的故事在军史资料中被记录，提醒后人战场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