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总回忆，红军长征打到遵义后，为了进行休整补充体力，给士兵们一人发了一块银元，让他们自己去街上买点好吃的，有一个新加入的战士用发的钱吃了一次肉，高兴地不得了 朱老总生前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极其朴素却动人的画面：在贵州遵义的街头，一名刚入伍不久的小红军，手里紧紧攥着一块发得的银元，兴冲冲地给自己买了一顿肉吃。这顿肉，让他兴奋得见人就夸，说是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这件看似寻常的吃饭小事，如果剥去岁月的滤镜，底下其实藏着红军得以“死地求生”的惊人秘密。 要读懂这块银元的分量，得先把目光从遵义再往后拉，投向甘川交界那道绝壁——腊子口，以及更早之前那段让人绝望的行军路。这一路走来，其实就是在这个“穷”和“险”字上的一场生死博弈。 从江西的一场场恶战，再到踏入渺无人烟的荒原，这支队伍已经被逼到了生理的极限。八万人的大军，跨过草地那如同炼狱般的烂泥潭后，仅仅剩下一万来人。 那时候别说吃肉了，能不能活过明天都是个问号。每天的行军路上都有战友无声地倒下，再也没爬起来。大部分炊事班的行军锅早就在急行军中扔掉了，饿急了眼，战士们就去挖野菜、甚至啃煮软的皮带，更多时候是就着冰冷的雪水硬咽下干粮。 在这种每个人每天伙食费只有“五分钱”的极端配给下，那一块能买肉的银元，哪里是钱，分明是那个年代最奢侈的“希望”。 但这块被新兵视若珍宝的银元，并非长官的恩赐，而是这支军队独特的“伙食尾子”。简单说，就是那个艰难岁月里，大家牙缝里省出来的结余。 在这支队伍里，并没有军阶带来的特权，账目公开透明，士兵委员会盯着每一分钱的去向。那一块大洋，其实是由遵义发的五毛钱和此前乌江以南攒下的五毛钱拼凑而成的。 就算是身为总司令的朱老总，分到的也是同样的数额。他和妻子甚至一直舍不得花这仅有的积蓄，那是全军上下同甘共苦的铁证，也是为什么这支看似衣衫褴褛如乞丐的队伍，内心却燃烧着惊人凝聚力的原因。 正是凭着这股子谁也不抛弃谁的劲头，他们才有胆量去硬磕被称为“飞鸟难越”的腊子口。 1935年9月的那个寒夜，面对鲁大昌部队数挺机枪封锁的独木桥，这支只剩一万多人的残兵被堵在了深渊前。峡谷如同一道被斧头劈开的一线天，下面是轰鸣的急流，上面是只要失手就会粉身碎骨的绝壁。 正面的强攻一次次被碉堡里的火舌压制，桥头的碎石上洒满了鲜血。如果是普通的军队，大概早就溃散了。但这群吃过草根、分过最后一块银元的战士没有退。 那个生死关头，十几个身手矫健的“死士”站了出来，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做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举动：既然正门不开，就从敌人认为绝不可能的峭壁爬上去。 手指死死抠进岩石缝隙，脚尖试探着每一个微小的凸起，这不仅是体能的较量，更是意志的绝唱。当峭壁顶端终于传来那几声清脆的手榴弹爆炸声，原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守军防线，瞬间在腹背受敌的恐慌中崩塌。红旗，终于插上了这道险关。 跨过了这道鬼门关，疲惫至极的红军踉踉跄跄跌撞进了甘南的哈达铺。 这个盛产当归和药材的小镇，意外地成了红军的“加油站”。和之前野外的生存极限挑战不同，这里有冒着热气的集市。也是在这个地方，依靠着严明的纪律，战士们用手中珍存的银元公平交易，原本警惕闭户观察的百姓慢慢打开了门。那一阵子，理发匠手里的剃刀忙得没停过，大娘们拿出针线帮着缝补那些烂成布条的军装。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个短暂休整的节点，困扰红军许久的“往哪走”的问题，居然在一堆废旧报纸里找到了答案。毛泽东等人在国民党的旧报纸上，敏锐地捕捉到了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徐海东、刘志丹的队伍就在那里！这个消息像是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 方向定下了：向北！去陕北！ 这支看似已经在哈达铺“安顿”下来的队伍，玩了一招漂亮的声东击西。他们佯装要攻打天水，主力部队却像一阵风一样悄然调头东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了防守空虚的渭河。 1935年10月，当吴起镇苍凉雄浑的塬墚映入眼帘时，这支走过万水千山、嚼过草根皮带、靠着官兵一致的信念支撑下来的队伍，终于把脚跟稳稳地扎进了黄土地里。 从那一块买肉的银元到跨越绝壁的攀爬，再到那张指路的旧报纸，这一切终究连成了重生的轨迹。 信源：央视网——中央红军如何定向陕甘宁?修整改编 放弃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