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参谋带着2个伤员打游击，3人仅仅只有1支枪，谁知短短4年，这个参谋，就把队伍壮大了百倍，4年时间就扩充了800余人！   1941年的那个冬天，皖南山区的风刮得像刀子一样硬，在一片狼藉的撤退路线上，有一道关于"生存率"的残酷算术题摆在了刘奎面前，作为一名被指令留守的参谋，他的起家资本寒酸到了极点。   身边只有两名几乎无法行走的重伤员，李建春腿部受伤，黄诚腹部重创，而护卫他们的武器，仅仅是那一杆不知道还能打响几枪的旧步枪，在那样的绝境里，要想让"火种"不灭，首先得学会把任何一样东西都变成武器。   正规的枪械是奢望，刘奎就把目光投向了最原始的农具，如果日军和伪军看到这一幕大概会惊掉下巴：平日里耕田用的犁头被游击队员打磨成了锋利的战刀，收割用的镰刀绑在长杆上就成了勾魂的长矛，就连山里的竹子也被削尖制成了投枪。   这些看起来土得掉渣的装备，在地形复杂的近身肉搏中却常常有着意想不到的奇效，当然，光靠冷兵器是对付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刘奎深知"以战养战"的道理，把目光锁定在了防御松懈的庙首镇伪乡公所。   这一仗打得极其实用主义，不是硬碰硬的强攻，而是一场心理博弈，利用伪警察固定的换岗空档，队员们上演了一出"借皮画骨"的好戏：有的扮作耀武扬威的翻译，有的装成跟班的伪军，当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据点，还没等里面的人回过神来。   仅仅十几分钟，局面就被彻底控制，这不仅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和几箱沉甸甸的弹药，更让原本手无寸铁的队伍第一次尝到了"正规军"火力的甜头，然而在这个巨大的绞肉机里，不仅要学会进攻，更要学会如何像水一样从敌人的指缝间溜走。   为了躲避疯狂的搜捕，人和山几乎融为了一体，有一次，一个排的日军配合两个连的伪军把他们逼到了绝境，退无可退之时，刘奎带着四名负责断后的战士，像鱼一样悄无声息地滑入了冰冷的水塘，仅仅依靠折断的芦苇杆在水下呼吸。   他们在刺骨的淤泥里一直潜伏到夜幕降临，直到头顶嘈杂的脚步声完全消失，死神并非只在那一次擦肩而过，另一次因叛徒告密，刘奎在清晨的迷雾中身中两枪，被逼到了三十多米高的悬崖边，但他没有丝毫迟疑，纵身一跃。   万幸的是，茂密的树枝成了天然的缓冲垫，他在鬼门关前硬是把命捡了回来，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里，山洞成了他们最后的堡垒，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冬天，岩壁上甚至被刻下了誓言，战士们收集岩缝里的渗水解渴。   穿着早已磨出棉絮的破烂军衣，靠石板温热野菜充饥，但如果认为这支队伍仅仅是靠着"躲藏"活下来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刘奎明白，在敌后这类"孤岛"环境中，老百姓的支持比弹药更重要。   他没有摆出一副驻军的架子去征粮，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变成了村民的"长工"挑水、劈柴、修房子，哪里有活，游击队员就在哪里，当此起彼伏的扫荡逼近，他们不是独自逃跑，而是帮着乡亲们转移财物、掩埋遇难者遗体。   这种血肉相连的信任，换来的是一种极其高效的"空舍清野"战术，只要有日军出动的风声，情报就会通过一个个村庄的联络网飞速传递：张家送完信，李家就藏粮食，王家沟那边已经备好了救治伤员的草药，等到日军扑进村子，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屋子和挖空的粮仓。   这种默契甚至细腻到了宿营的细节，当游击队在野外暂歇，往往会惊喜地发现，不知何时营地外已经摆上了老乡悄悄送来的、还冒着热气的红薯，到了1944年，那个当初被日军恼怒地悬赏五千大洋通缉的"山中狐狸"，已经不再是只会躲猫猫的游击队长了。   队伍像是滚雪球一样，从最初的"三人组"膨胀到了八百多人的正规武装，战术也从单一的伏击变成了连环计：把炸药埋在车队必经之路上，掐头去尾专炸中间的运粮车，或者是切断电话线，把敌人诱骗进山谷，然后配合江北的主力部队来个"包饺子"。   从利用农具和假扮伪军搞来第一批枪支，到后来建立起能修械造弹的兵工厂、拥有专门的军医队乃至六门迫击炮，从那两个走投无路的伤员，到控制皖南七县交界区的强大力量，这支从岩石缝里蹦出来的队伍，不仅在每一次"不可能"中活了下来。   更是把曾经藏身的荒凉山洞，变成了堆满缴获物资的胜利仓库，刘奎和他的战士们，最终在皖南的重山峻岭间，把那道残酷的生存算术题，硬生生解成了一个传奇。 信息来源：休宁县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