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由于西方国家垄断了青霉素，我国很多人因伤口发炎失去性命，医学家汤非凡决定自制青霉素，却被外国同行嘲笑：“就你这条件能研究出啥？”   为了抓住导致几亿人痛苦的“真凶”沙眼病毒，一位科学家拿自己的身体当成了活体培养皿，他不光是把病毒种进眼睛，为了记录病程发展的最真实数据，还硬是顶着剧痛，拒绝做任何药物干预，任由病毒在眼眶里肆虐、甚至发生病变。   这种近乎“自残”的科研狂热，最终让他成功分离出了令全世界眼科界头疼已久的病原体，这项发现后来被国际医学界命名为“汤氏病毒”而在几十年前的那片稻田里，后来喂饱了无数中国人的袁隆平袁老，也曾把麦种养育在自己的耳蜗之中。   你会发现，这些撑起民族脊梁的国士们，骨子里都流淌着一种为了家国可以不顾一切的“傻劲”这位“以身试毒”的勇士，叫汤飞凡，一个今天许多年轻人听起来有些陌生的名字，但他却是那个至暗时刻，替无数中国人挡在死神面前的白色盾牌。   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上世纪40年代，那时候抗战前线炮火连天，除了枪伤，战士们最大的威胁就是感染，当时国外虽然已经发现了青霉素，但因为技术垄断和封锁，中国士兵根本用不上。   外国的专家甚至带着一种轻蔑的态度嘲笑：就凭中国当时的简陋条件，也想自制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种轻视并非毫无来由，那时候国内的科研环境真可谓是一穷二白，没有像样的流水线，没有精密的仪器，但汤飞凡就是不信这个邪。   在1941年，他一头扎进了实验室，整整四年，成百上千次的反复试验，没钱他就自掏腰包，没设备，他把当初归国时带回来的私人精密显微镜捐出来，设备简陋，他就用土办法搞研发，谁能想到，还真就被他搞成了。   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就在那些简陋的瓶瓶罐罐里诞生，随后源源不断地送往如绞肉机般的前线，无数本该因伤口感染截肢甚至丧命的年轻战士，因为这几毫升的药水捡回了一条命，如果不去深挖他的履历，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整天跟土设备打交道。   哪怕只有一口锅也要搞科研的人，其实曾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最被看好的“明日之星”1925年，因为在湘雅医学院极其优异的成绩，汤飞凡被推荐到了美国哈佛，在那里，他的导师是有名的细菌学泰斗秦瑟教授。   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实验室里摆着全世界最顶尖的设备，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助教，拥有的科研资源也是国内想都不敢想的，汤飞凡是当时第一个掌握病毒微生物相关高精尖知识的中国人，他在哈佛如鱼得水，才华展露无遗。   导师爱才心切，不止一次想留住他。甚至在察觉到他有回国念头时，美方为了留住这棵“独苗”直接把待遇连提三级，承诺给他最优渥的生活和科研环境，写信人是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的颜福庆。   这封信里，没有承诺高官厚禄，甚至都没怎么提薪资待遇，满纸写的只有两个字：困难，缺技术、缺人才、缺设备，国家医学发展举步维艰，坦白讲，汤飞凡当时的处境其实很尴尬，除了要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他在国内还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私人关系。   他的岳父何键当时与一些革命力量处于敌对立场，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局势下回国，不仅意味着要在物质上吃苦，搞不好还会惹上一身麻烦，但在个人前途与“振兴中华”这个沉甸甸的词码放在天平两端时，哈佛的高薪豪宅瞬间就轻得像根羽毛。   1929年的春天，汤飞凡就像当年那个为了学医无论如何也要硬啃下英文硬骨头的17岁少年一样，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到国内后，面对流行性腮腺炎、脑膜炎、流感这些肆虐大地的瘟神，他填补了一个又一个医学空白。   哪怕是后来局势动荡，战火纷飞，他的实验室就像狂风中的孤岛，始终亮着灯，短短两个月内搞出鼠疫和狂犬病疫苗，拿下天花、黄热病的研究成果，他这双手，真的从死神镰刀下抢回了成千上万条中国人的性命。   从1897年那个在湖南醴陵看着穷苦邻居没钱治病而立志学医的少年，到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微生物学家，他这一辈子，似乎总是为了别人在活，2015年当屠呦呦先生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时，不少知晓历史的老人不由得感慨。   如果1958年那场风波没有带走汤飞凡，如果那颗“医学巨星”没有过早陨落，这枚奖章或许早该有了他的一份，1992年中国发行了第三代科学家纪念邮票，汤飞凡的面孔赫然在列，尽管时光已经冲刷了许多记忆，但他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救命的疫苗，更是一种精神图腾。   这种精神，我们在84岁还挂帅出征的钟南山院士身上看过，在年过古稀还守在重症室的李兰娟院士身上见过，正如汤飞凡当年即使英文不通也要死磕进湘雅，即使被外国人嘲笑也要造出青霉素一样。   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总有人愿意做那个“傻子”把个人的安危得失抛在脑后，只为替身后的人群哪怕多挡一丝风雨。 信息来源：汤飞凡：中国真正的“疫苗之神”—株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