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谢育才夫妇被捕，在狱中生下一个儿子。为逃出去，夫妻二人将儿子遗弃，越窗逃跑。然而，特务头子并未将他们处决，反而将儿子抚养成人......   1942年4月29日，深夜的马家洲，空气里凝结着窒息的潮湿，谢育才的手指在颤抖，但他没有停下，手里那几片积攒已久的西药，此刻被调成特殊的溶液，一点点涂抹在铁栅栏的根部。   为了这一刻，他不得不每天在阴暗的牢房里剧烈咳嗽，装病呻吟，才从看守的眼皮子底下骗到了这些并不治病的药片，药水无声地腐蚀着锈铁，就像那个残酷的决定在腐蚀着他和妻子王勖的心。   窗户终于被软化，能够卸下一条缝隙，宽度仅仅能够让一个成人勉强挤过，逃生通道打开了，但在这个狭窄的通道面前，横亘着一个刚满八个月大的生命，那是他们在霉味刺鼻的牢房里生下的孩子。   几个月前，当孩子呱呱坠地时，不仅没有一片干净的尿布，甚至连像样的包被都没有，是同监牢的女犯人实在看不下去，从自己囚服上撕下了一角布料，才勉强裹住了那个皱巴巴的小身体。   在这个连老鼠都不愿光顾的地方，根本没有奶粉，王勖就把自己碗里那是那样并不好消化的囚饭，放在嘴里细细嚼成浆，一口一口地度给孩子，那是母亲的血肉化作的乳汁，在特务严密的监控和皮靴声中，艰难地维持着婴儿微弱的呼吸。   现在，窗开了，自由就在几米之外，只要翻身跳下去，这就是谢育才重返南方工委的机会，是这对革命伴侣脱离魔掌的时刻，但婴儿是带不走的，带着一个甚至无法控制哭声的八个月大婴儿钻过窗缝、跳下二楼、穿越封锁线，等于让三个人一起死。   王勖在黑暗中收拾着那个简单的襁褓，她的动作慢得像是在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告别，她从怀里掏出了一块小小的木牌，那上面刻着一个拙劣的“育”字，这是谢育才被捕前藏在身上的，也是这个父亲唯一能给孩子留下的信物。   木牌塞进了包被，连同那张字迹潦草的字条：“孩子无辜，请勿因信仰杀害，若能抚养成人，来世结草衔环”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巡逻的脚步声逼近“你先走”，“组织更需要你，你走”推搡在此时显得如此惨烈。   最终，王勖先挤出了窗缝，谢育才紧随其后，两个人从二楼重重地摔在满是泥泞的荒地上，王勖的脚踝在那一刻传来剧痛，应该是扭伤了，但她咬得牙齿格格作响，没发出一声闷哼，他们相互搀扶着冲向黑暗，却在奔跑的间隙，几乎是不受控制地回头望去。   那眼漆黑的窗洞像一只张大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的背影，那一刻，王勖差点从围墙上跌落，孩子还在那里睡着，对此一无所知，当特务头子推开那扇牢门时，面对空空如也的床铺和那个还在熟睡的婴儿，事情并没有向着最血腥的方向发展。   这位国民党的特务头目，手上沾染过无数革命者的鲜血，甚至曾经拿这个孩子做筹码，逼迫谢育才签署那份虽然签了字却毫无实际内容的“自首书”但在这天早晨，当他读完那张留下的字条，或者是因为母亲的求情。   又或者是那个名为“育”字的木牌触动了某种人性中未泯灭的角落，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决定，他收养了这个红军的孩子，孩子没有被扔进孤儿院，反而住进了特务的宅邸，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特务头子甚至请人专门去布店挑了细棉布给孩子做衣裳。   这个有着特殊身世的孩子，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吃着精细的粮食，上私塾，念书识字，他叫那对从未见过面的男女“共产党”叫那个实际上是他阶级敌人的男人“父亲”甚至在后来岁月里，当院子里的佣人窃窃私语，说他是“那边的种”时，他还天真地跑去质问养父。   得到的回答是一次严厉的呵斥和更加精心的保护，那个特务头子或许是在拿这个孩子当一张不知道何时能兑现的长期支票，也或许是真的在长久的相处中生出了父子情谊，他甚至保留了孩子原名中的部分字眼，似乎在冥冥中为日后的归还留了一扇窗。   直到1949年的炮火改变了一切，直到1954年的冬天，当那个已经长成少年的孩子，在广州或是福州的某个房间里，第一次面对那对陌生的中年夫妇时，巨大的鸿沟横亘在血缘之间，谢育才的头发已经花白，王勖的面容写满沧桑。   张雪英（王勖）颤抖着手，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那个保存了十几年的信物，而少年迟疑地，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了那块一模一样的“育”字木牌，那是养父临终前交给他的底牌，也是解开他身世之谜的最后钥匙。   两块木牌合二为一，断裂了十几年的骨血终于重新接续，少年看着眼前这个想抱他又不敢伸手的男人，听着女人压抑不住的哭声，他那一刻或许很难理解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为了更多孩子的未来而抛弃自己的孩子”。   信息来源：-07/02/content_373511.htm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