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陈中柱怀孕的妻子，带着女儿，冒死来到泰州，向日军司令当面索要丈夫的头颅。   1941年的江苏泰州，满街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空气中弥漫着肃杀与血腥，就在这让人窒息的氛围里，一个年轻女子牵着个4岁的女童，挺着怀有身孕的肚子，径直走向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   她没有丝毫怯懦，眼神里只有一种近乎决绝的冷静，她来这里只为一个目的——要回丈夫被割下的头颅，这个名为王志芳的女子，本不属于战场，她出身河北高阳的书香门第，更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   按理说，她该在北平的校园里读诗论道，但爱情和战火改变了一切，自从嫁给了那个叫陈中柱的男人，她就收起了书本，成了军中受人爱戴的“王大姐”她帮忙搞情报、照顾伤员，甚至为了丈夫，从大后方的一方净土重新踏入这片生死未卜的苏北战区。   而那个让她甘愿以身涉险的男人陈中柱，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谁能想到，这位国民党少将、威震敌胆的第四纵队司令，早年竟然在上海滩当过电车售票员，从盐城老家遭遇天灾外出谋生，到受大革命感召投身黄埔六期，他的经历本身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缩影。   虽然有着黄埔系的身份，陈中柱却毫无门户之见，在驻扎泰州期间，他不仅改编了《八路军军歌》作为自己的队歌来鼓舞士气，还常常私下支援新四军，把一箱箱的毛巾、胶鞋甚至紧缺的子弹悄悄送去，在他眼里，只有打鬼子的队伍，没有颜色的分别。   悲剧发生在6月那个闷热的夏天，日军集结重兵对泰州进行大规模“扫荡”虽然陈中柱提前获悉情报试图转移，但不幸遭遇叛徒出卖，6月8日的激战从清晨打到黄昏，这一仗惨烈到双方不得不进行最原始的白刃战。   为了给后续部队和家属杀出一条生路，这位刚满35岁的将军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翻身上马，抽出战刀，大喊着“跟我冲”领着敢死队迎着日军最猛烈的火力冲了上去，随着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那个从上海电车上走下来的热血青年，倒在了苏北的土地上。   为了泄愤，也为了震慑抗日军民，日军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高高悬挂在泰州西门城楼之上，消息传回，所有人都在劝阻王志芳，孤儿寡母，又是身怀六甲，此时去日军的大本营，无异于羊入虎口。   但王志芳摸了摸那个放着丈夫佩剑的空处，眼泪虽然止不住，话语却硬得像铁：“他是为国死的，我不能让他死无全尸，让他这样受辱”当她真的站在日军旅团长南部襄吉面前时，那种气场甚至震慑住了这个不可一世的侵略者。   在这个杀人如麻的日军军官设想中，中国女人的出现应该是哭闹、求饶或者是恐惧，但眼前的这位孕妇却异常平静“你是军人，我丈夫也是军人”王志芳直视着南部襄吉的双眼，“两军对垒，死伤在所难免，但他已经战死，你们还要拿他的头颅去羞辱。   这不仅不尊重死者，也不尊重你们作为军人的武德，如果你还把自己当个武士，就把头还给我”这番话像锥子一样扎在在场所有人的心上，南部襄吉愣了许久，或许是被这位女性的勇气折服，或许是被“武士道”的逻辑将了一军，他最终改变了态度。   看着王志芳高耸的腹部，这个刽子手居然也生出一丝复杂的情绪：“陈中柱是条汉子，你也很有胆识，我也佩服不怕死的人”他甚至问起了家常：“你们有几个孩子”，“两个女儿”王志芳不卑不亢地回答，南部襄吉点了点头：“希望你肚子里这个，是个男孩”。   随后，那个装着陈中柱头颅的木匣被士兵捧了出来，南部襄吉居然对着这个敌人的妻子行了礼，放她们离开，走出日军司令部的那一刻，王志芳没有回头，她强忍着的泪水直到确认安全后才敢流下来，那一刻，她不仅是个妻子，更是这破碎河山里挺直的一根脊梁。   回到驻地后，王志芳做了一件极其残忍却又深情的事，她打开木匣，用颤抖的双手穿针引线，一针一针地将丈夫的头颅与身体重新缝合，没人知道那个夜晚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一个怀着新生命的母亲，在缝合这具冰冷的尸体，这是战争给予这个家庭最大的痛，也是最深沉的爱。   她给他穿上了生前最爱的那套军装，将他在泰州城郊入土为安，就在那次惊心动魄的讨头颅事件几个月后，那个被日军随口“预言”的孩子降生了，果然是个男孩，取名陈华，王志芳独自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她并没有向孩子们灌输仇恨的毒液。   而是靠教书育人，将那段关于勇气、尊严和家国的故事种在孩子们心里，直到几十年后的1987年，国家正式追认陈中柱为革命烈士，已是白发苍苍的王志芳再次站在丈夫的墓前，看着繁华安定的这片土地，心中当年的那个誓言终于得到了回响。   当年那个挺着大肚子独闯魔窟的女子，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相濡以沫”什么叫做“家国大义”她在最绝望的时候，守住的不仅是丈夫的全尸，更是一个民族在强敌面前不可被折辱的尊严。 信息来源：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