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神枪手遭叛徒出卖，被日军包围，只剩一颗子弹，这时，他很为难：是打叛徒，还是打日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做出的举动令人佩服。   1942年深秋的马鞍山，寒风如刀，但比风更冷的是王凤麟手中的那杆德造狙击步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王凤麟这个名字代表着一种极为罕见的“错位”他不仅是只会开枪的大老粗，更是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工兵班深造过的高级技术人才。   这位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宁安的汉子，本该在后方安稳地做他的爆破教官，毕竟，早在1935年他便掌握了从地雷制作到桥梁爆破的全套苏联技术，然而命运的齿轮在归国后的抗战岁月中不仅碾碎了他的平静，也碾碎了他的右腿。   时间倒回到吉山战斗那次惨烈的交锋，彼时他虽然早已从教授“TNT与导火索配比”的教员转型为一团副团长，但一颗无情的子弹还是击碎了他的膝盖，医疗条件的匮乏迫使医生做出了最残酷的选择，高位截肢。   这对于一个渴望冲锋陷阵的军人而言，无疑是宣判了死刑，但他没有倒下，甚至拒绝了留在后方的建议，拖着一具简易假肢，他又站回了第一线，当他透过瞄准镜凝视山下的日寇时，那种冷静不仅源于仇恨，更源于他在莫斯科习得的严谨工兵思维。   每一发子弹，都要像计算炸药量一样精准，然而，在马鞍山面对的这场绝境，其始作俑者却是一个叫唐云三的汉奸，此人为了在日军面前邀功请赏，同时也为了报复我军，竟无耻地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他不仅向日军通风报信，更是极力夸大山上的兵力配置，甚至通过谎报军情来刺激日军的神经，在他的“撺掇”与“鼓吹”下，日军仿佛被注入了兴奋剂，竟然集结了整整一千余人的精锐部队，甚至还呼叫了空中支援。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的马鞍山上，王凤麟的身后其实只剩下寥寥30余人，且多半是伤病员和枪支修理工，手中的重武器几近于无，11月9日，战斗打响，双方实力的悬殊令人窒息。   日军的飞机在头顶肆虐，炸弹将山石削去一层又一层，地面部队则在重机枪掩护下如同潮水般涌来，但在这种绝境下，王凤麟独创的战术素养发挥了奇效，早年在沂水王庄组建爆破班时，他便琢磨出的“四组一队”爆破战术理念，被他巧妙地转化为了防御部署。   他利用地形优势，指挥仅有的战力将滚石和仅剩的40多枚手榴弹变成了死神的镰刀，更令日军胆寒的是那神出鬼没的冷枪，尽管身负残疾，移动不便，但王凤麟仿佛与手中的德制狙击步枪融为一体，他在巨石间寻找射击夹角，冷静得可怕。   只要日军指挥官那特定的军服与军刀一露头，必有一发子弹如期而至，最致命的一击发生在一个佩戴着大佐军衔的日军身上，第32师团参谋长山田，这个原本想来前线督战的高级军官，刚一露面，便被王凤麟瞬间击毙，指挥中枢的瘫痪，让装备精良的日军一度陷入混乱。   恼羞成怒的日军再次听信了唐云三的蛊惑，疯狂增兵至2000余人，这几乎是用人海战术来填平马鞍山的高度，王凤麟带着战士们在这座孤山上硬生生扛了两天一夜，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也没了，就用桌椅木棍肉搏。   随着身边警卫员和通讯员的一个个倒下，他也成了一个“血人”，身上多处负伤，那条假肢在剧烈的战术动作中早已磨烂了皮肉，绝境的最后时刻，并没有等到奇迹，为了不让战士们落入魔爪，王凤麟曾试图组织大家用军衣拧成绳索，利用悬崖死角滑降突围。   然而，命运在这里开了一个悲剧的玩笑，由于绳索长度不够，几名试图突围的战士摔下了深渊，看着这一切，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此时山下的唐云三还在不知疲倦地喊话诱降，许诺着根本不可能兑现的高官厚禄。   回应他的是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是一声沉闷的枪响，日军蜂拥冲上山顶时，他们只捕获了一座空山和遍地的尸体，他们付出了200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却只看到王凤麟最后的身影，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给敌人留下活捉羞辱的机会，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1942年那个初冬，马鞍山上并未留下墓碑，但在此后的岁月里，从博山县政府立起的六面体纪念碑，到后来老将军们的题词，无不铭记着这场只有30人参与的“微型”史诗。   而.那个拖着假肢、怀揣苏联爆破技术、手持德国狙击枪的中国军人形象，在烈火与鲜血的洗礼后，彻底定格为中华民族脊梁上一块最硬的骨头。 信息来源：马鞍山保卫战—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