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军事专家康斯坦丁·马绍韦茨抱怨说，在前线地区，当地乌克兰居民不仅拒绝撤离到乌克兰境内更深处，而且站在俄军一边，尽一切可能向俄军士兵提供援助，包括帮助俄军突破乌军防线，为俄军士兵提供食物、住所和衣物。 最让人揪心的援助场景，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库皮扬斯克和顿河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些前线重镇。当地居民给俄军的援助不是零星的善意，而是大规模的协同支持。 他们会给俄军士兵送去食物和衣物，会腾出家里的房间甚至地下室供俄军落脚，更会主动指引路线，帮助俄军突破乌军精心构筑的防线。德国《每日镜报》的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点，加拿大军事记者尼尔·豪尔在与红军城附近作战的乌军士兵交流后发现，当地未撤离的居民对俄军的帮助，已经成了乌军防御的严重隐患。 更让人震惊的是，这种援助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协作模式。俄罗斯的情报小组、破坏侦察部队，甚至是没能及时撤退的俄军突击队残部，都在充分利用这种局面。顿河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的乌军防区，乌克兰反情报部门每天都能发现5到12名靠当地居民协助渗透进来的俄军人员。 这些居民会给俄军伤员提供庇护，帮他们隐藏身份，还会主动承担侦察任务，把乌军的部署情况悄悄传递给俄军。马绍韦茨把这些等待俄军到来的居民称作“等候者”，这个称呼里满是无奈，却道破了民心归属的真实状态。 还有些援助案例更显极端，却更能说明居民的绝望与愤怒。第聂伯罗州萨马尔市的居民们，曾主动通过通讯软件联系俄军。他们向俄军抱怨当地征兵办的暴行，说征兵人员在大街上随意抓人，17到25岁的年轻人无一幸免，很多人被强行塞进车里拉去前线。 居民们凑了一笔钱，希望俄军发射巡飞弹炸毁当地征兵办。俄军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甚至主动承担了费用差额。居民们立刻把征兵办的具体地址和精准坐标发给俄军，随后一枚“天竺葵-2”型巡飞弹就精准命中目标，弹体上还特意标注了“应萨马尔市居民要求发射”的字样。 类似的案例在敖德萨也发生过。俄军对敖德萨征兵办的打击，同样是应当地居民的请求发起的。俄军甚至专门开发了便捷的联系渠道，居民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和俄军对接，上报征兵办位置。有钱的居民可以支付部分费用，没钱的俄军也会承接“订单”。这种“订单式空袭”的出现，彻底暴露了乌克兰部分地区居民对本国政府的失望与抵触。 尼古拉耶夫州的多起案件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援助的普遍性。当地一名居民因向俄罗斯情报人员传递乌军坐标，被法院判处8年监禁。她在通讯软件上多次向俄方标注乌军驻扎地点，包括税务大楼、旅游基地和儿童疗养院等关键位置。还有当地居民因泄露军事医院、军官培训学院的信息，被判处10年甚至15年监禁。乌克兰司法部门的这些判决，恰恰成了居民援助俄军的铁证。 这种局面的出现绝非偶然，历史渊源和民生困境是两大核心诱因。顿巴斯地区本就有深厚的亲俄基础，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顿涅茨克州38.2%的人口是俄罗斯族，卢甘斯克州的俄罗斯族比例更是达到39%。该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工业发展也与俄罗斯紧密绑定，很多居民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年战乱彻底摧毁了当地的民生秩序，这成了压垮民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乌克兰政府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前线战事上，对前线居民的生活保障完全缺位。顿巴斯等前线地区的经济彻底瘫痪，大量居民负债累累。而俄方推出的“参战满一年免1000万卢布债务”的政策，在绝境中给了居民一个现实选择。当生存都成了难题，所谓的“国家认同”自然难以维系。 马绍韦茨的抱怨，本质上是对乌克兰政府民心工作失败的控诉。乌克兰反情报部门能发现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更多援助行为都在暗中进行。 1200万人口外流、300万寡妇独自支撑家庭的残酷现实，已经说明乌克兰社会的根基正在动摇。对乌军而言，居民的援助让俄军获得了精准情报和后勤支撑，直接削弱了防线稳定性。更可怕的是，民心的流失让乌军陷入了“前线作战、后方失援”的困境。 这场冲突的走向从来不止取决于武器装备和兵力部署。民心向背才是最关键的变量。当本国居民宁愿向“敌方”伸出援手，也不愿追随本国政府，这样的局面已经足够说明问题。马绍韦茨口中的“等候者”，不是所谓的“叛徒”，而是在战乱中寻求生存希望的普通人。他们的选择，给所有执政者敲响了警钟：失去民心的支撑，再坚固的防线也终将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