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梅大栋被捕，敌人为了羞辱他，故意把他和偷牛贼关在一起，谁知偷牛贼对梅大栋说：“梅先生，你想不想逃出去啊？” 梅大栋那时才24岁，安徽旌德县白地镇人，1925年在上海求学时入了党，是旌德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始人。他回故乡后，串联农民成立协会，领着大家抗租抗税，还发动了旌德暴动，把当地的土豪劣绅吓得魂飞魄散。敌人抓他时，他刚在山里开完秘密会议，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故意往相反方向跑，才被追兵围住。 牢房在县城城隍庙的地下室，低矮得直不起腰，地面铺着发霉的稻草，墙角爬满了潮虫。 梅大栋戴着手铐脚镣，手腕被磨得通红，刚被推进牢房时，他以为偷牛贼是敌人派来的眼线——反动派常玩这种把戏，要么让叛徒伪装成囚犯套话，要么用底层犯人羞辱革命者，想瓦解他们的意志。他靠着墙坐下，背对着那人，一言不发，心里盘算着怎么跟组织取得联系。 那偷牛贼看着三十多岁，满脸风霜，双手粗糙得全是老茧，名叫王二，是邻县的庄稼人。他见梅大栋不搭理，也不生气，只是从稻草堆里摸出一块干硬的窝头，递了过去：“梅先生，吃点吧，饿坏了身子可不行。” 梅大栋转头看他，发现这人眼神坦荡，没有丝毫谄媚或试探。后来才知道，王二根本不是偷牛贼，他是因为自家耕牛被保长强行牵走抵税，理论时推了保长一把，就被安了个“偷牛”的罪名关了进来。 “我听狱卒聊天，说你是为我们穷人说话的共产党员。”王二压低声音，用袖子擦了擦窝头，“我家里有老母亲和两个娃，牛没了，地就种不了，一家人都得饿死。你要是能出去，还能接着替我们出头，我就算拼了命也得帮你。 ”梅大栋心里一震，他没想到，自己的革命行动，竟然被这样一个普通农民记在心里。他之前总觉得革命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领袖的事，此刻才明白，真正的力量，就藏在这些被压迫的底层百姓中间。 王二在牢里待了三个月，早就把看守的换班时间、牢房的结构摸得一清二楚。他说牢房后墙是夯土砌的，年久失修，墙角有个裂缝，用碎瓷片慢慢挖，就能挖出个洞。 “每天半夜看守打盹的时候，我们就动手，我力气大，负责挖墙，你帮我望风。”王二从稻草底下翻出一块锋利的碎瓷片，那是他平时偷偷磨的，“我早就想逃了，可一个人出去也活不下去，不如帮你逃出去，也算做件正经事。” 梅大栋点点头，他知道自己不能死在这里，旌德的农民还等着有人领头，党组织的工作还没完成。接下来的几天，两人趁白天看守不注意，偷偷积攒力气，王二则借着拾掇稻草的机会，一点点抠挖墙角的泥土。 泥土又湿又硬，瓷片磨得越来越钝，王二的手指被划破，鲜血渗进泥土里，他只是用嘴舔了舔，接着往下挖。梅大栋看着他专注的样子，心里又酸又暖——反动派以为把革命者和“罪犯”关在一起能羞辱人，却没想到，正是这种卑劣的安排，让革命理想和底层良知紧紧站在了一起。 第五天夜里，月光透过牢房狭小的气窗照进来。三更时分，看守换班的脚步声远去，王二加快了挖墙的速度，碎土簌簌往下掉。梅大栋贴在门板上，耳朵紧贴着木头，听着外面的动静，心脏跳得飞快。 终于，墙被挖开一个能容一人通过的洞口，王二先钻了出去，回头拉梅大栋。两人猫着腰，借着树影的掩护，穿过城隍庙的后院，翻过高高的院墙，消失在夜色里。 跑到城外的山林里，两人才敢停下来喘气。王二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个干窝头，塞给梅大栋：“梅先生，往东边走，那里有你的同志。我往西边回村，以后有机会，我还跟着你干。”梅大栋紧紧握着他的手，想说些感谢的话，却一时语塞。王二咧嘴一笑，转身就钻进了密林。 后来，梅大栋辗转到了江西，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始终没忘记那个深夜里帮他越狱的农民王二。再后来他听说，王二回村后，果然又领着乡亲们跟反动派对着干，不幸再次被捕，牺牲时还喊着“打倒军阀”的口号。 敌人的羞辱没能摧毁革命者的意志，反而促成了一段跨越身份的革命情谊。梅大栋和王二的故事，藏着中国革命成功的密码——真正的革命，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孤军奋战，而是无数有良知、有骨气的中国人，为了共同的信念并肩前行。 那些看似平凡的底层百姓，心里装着最朴素的正义，他们或许不懂深奥的革命理论，却用行动守护着光明。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