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准备长征时，军政治部做了一个决定：把七名女护士留下来，每人发8块银元，让她们回老家自谋生路。 1934年的鄂豫皖苏区，山风里满是紧张的气息。红25军面临敌军层层围剿，决定向西转移开始长征。8块银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那会儿一斤大米才两三分钱，这笔钱足够一个人省吃俭用活上大半年。 军领导的心思很实在，长征路上崇山峻岭、缺衣少食，还要应对敌人围追堵截，女同志体力弱，留下来拿着银元回老家，至少能保住性命。 七名女护士里，年纪最大的陈桂香刚满20岁，最小的李秀英才16岁。陈桂香是河南罗山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带着她逃荒时遇到红军，她看着伤员们痛苦的模样，主动要求学护理，一双手练得满是药膏的味道。 李秀英是湖北黄安人，跟着当红军的哥哥参军，年纪虽小，包扎、换药的活儿干得比谁都利索，战友们都喊她“小丫头护士”。 接到通知那天，七个人蹲在老乡家的屋檐下，手里攥着沉甸甸的银元，谁都没说话。银元硌得手心发疼，陈桂香低头看着自己磨出茧子的手，突然站起身：“我不回老家！”她的声音不大，却让另外六个人齐刷刷抬起头。“咱们跟着部队学了护理，能救伤员，现在部队要长征，正是用人的时候，怎么能当逃兵？” 李秀英眼圈红了，攥着银元的手指关节发白：“我哥牺牲在战场上，部队就是我的家。8块银元再多，也买不回跟战友们并肩作战的日子。”其他几个女护士也纷纷点头，她们大多是苦出身，是红军给了她们活下去的希望，教会她们技能，现在让她们离开，比让她们上战场还难受。 几个人凑到一起商量，决定找军政治部主任请愿。找到主任时，他正在整理文件，看着七个站得笔直的姑娘，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们舍不得部队，但长征太苦了，你们女同志跟着，怕是熬不下来。”“主任，我们能熬！”陈桂香往前一步，“上次反围剿，我们背着药箱跑了一百多里地，没落下半步。伤员需要我们，我们不能走！” 李秀英赶紧补充：“我们不用部队特殊照顾，自己背行李、找粮食，换药、包扎、抬伤员，啥活儿都能干！”主任看着她们坚定的眼神，又想起这些日子她们护理伤员的样子——夜里顶着油灯换药，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急行军，伤员没饭吃她们就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这些他都看在眼里。 沉默了半晌，主任终于松口：“行，你们要跟着可以，但得答应我，必须照顾好自己，不能拖部队后腿。”七个姑娘立刻笑了，把手里的银元全都交了回去：“我们跟着部队，有口饭吃就行，不要银元！”最后主任没收回银元，让她们留着应急，还特意给她们配了轻便的药箱和足够的药品。 长征路上，这七个女护士成了部队里最亮眼的一抹红。翻秦岭时，气温骤降，她们把自己的薄棉衣撕成布条，给伤员包扎伤口，自己裹着茅草取暖。过汉江时，河水冰冷刺骨，她们背着药箱，蹚着齐腰深的水过河，有的人体力不支差点被冲走，就互相拉着胳膊，咬着牙往前走。 有一次部队在山里被敌人伏击，伤员骤增，陈桂香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给伤员清创、换药，直到自己晕倒在手术台边。李秀英则跟着炊事班一起找野菜、挖草根，还学会了识别草药，给伤员熬制汤药补充体力。她们不仅护理伤员，还帮着宣传革命道理，一路上动员不少穷苦百姓参加红军。 长征途中，有两名女护士不幸牺牲——一名在掩护伤员转移时被敌人炮弹击中，另一名因为过度劳累引发重病，没来得及救治。剩下的五个人，始终坚守在护理岗位上，直到1935年9月，跟着红25军率先到达陕北，完成了长征。 建国后，陈桂香留在了军队医院工作，一辈子都在跟伤病打交道；李秀英回到家乡，成了一名乡村医生，守护着乡亲们的健康。她们很少提起长征的往事，那8块银元，有的捐给了灾区，有的留给了后代，成了传承革命精神的信物。 七名女护士，本可以拿着银元安稳度日，却选择了最艰险的长征路。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坚韧和奉献，在长征史上写下了属于女性的篇章。 革命年代里，这样的选择从来不是个例——无数普通人放弃安逸，为了信念挺身而出，这正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