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蒋经国

自从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的四十年间，蒋家父子先后派出过四位秘密使者，前往大陆进行沟通对话。

这四位秘密使者分别是李次白、宋宜山、曹聚仁、沈诚。这些秘密使者，都按照蒋氏父子的旨意，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戏剧性的是，他们大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们四人中除了曹聚仁因身份不受台方制约而“善终”外，其他三人的最终命运都比较悲惨，令人唏嘘，令人叹息。

李次白：首位密使和谈失败后被拒回台湾，与家人分隔38年，客死香港。

在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喘延生息。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政府也彻底抛弃了蒋介石集团，杜鲁门声明不再给台湾国民党政府提供任何援助，不再卷入中国的内战。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万大军，已陈兵海峡西岸，做好了武力攻打台湾的一切准备工作，计划一鼓作气解放台湾，祖国的完全统一己指日可待。

此时的台湾岛上，可谓风雨飘摇，人心慌慌。蒋氏父子心里明白，国民党残军败退台湾以后，军心涣散，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解放军攻占台湾已是势在必得。蒋氏父子如惊弓之鸟，忧心如焚，蒋介石甚至已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蒋氏父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以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决定派遣秘密使者前往大陆，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争取好的结局。经反复权衡考虑，蒋氏父子接受了“总统府”战略顾问汤恩伯的建议，委派李次白去一趟大陆，试探是不是有可能实现国共和谈。

蒋氏父子之所以选中李次白为前往大陆的最佳人选，一方面是因为李次白既有国民党将领身份，又是商人身份，易进易退；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李次白的哥嫂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共产党员，与陈毅是同学，他的妹妹又嫁给了陈毅的哥哥陈孟熙，李次白凭借这些亲戚关系，可以顺利见到共产党高层，也能够保证和谈成功的几率。

李次白

李次白，四川人，生于1900年，原国民党将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与汤恩伯和戴笠是同班同学。他军事才能出众，深得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器重。毕业后成为戴笠的部下和得力干将，论黄埔军校出身和实际工作能力，李次白也有飞黄腾达的前程。可是由于哥嫂和妹妹与共产党的社会关系，受到莫名的排挤和打压，职务得不到升迁。更有甚者，国民党还曾一度怀疑他是共产党员，李次白百口莫辩，一气之下脱离军界，到台湾

高雄开了一家名为“凯旋归”的饭店，发誓远离政治。

可是让李次白不能自己的是，因为与陈毅的亲戚关系，命运又一次将他推进了政治漩涡。蒋经国亲自召见了他，承诺事成之后委以财政部长要职。李次白必然在蒋氏父子的地盘上，他无法违抗旨意，只能奉命前往。

1950年5月下旬，李次白告别了妻子儿女和经营红火的饭店，离开了台湾，由香港辗转来到上海，通过妹夫陈孟熙的关系，很快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陈毅家中，李次白表达了蒋氏父子的意图，希望通过和谈走美国两党制的道路，最低限度是不攻打台湾。

陈毅

陈毅听了李次白的陈述，感到不合时宜。作为负责渡海作战的中共高级将领，他对目前的局势最清楚不过了，此时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已经箭在弦上，不可能坐下来与国民党谈判。于是，陈毅就干脆明确地直言相告：“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以后会有机会的。”但陈毅表示，愿将这一信息转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李次白即将陈毅的意见和在大陆的情况，按预先约定的联络地址和暗号写信到香港，再转告台湾。李次白留在上海，等待消息。

然而，瞬息万变的复杂局势把他推入到了悲剧命运的万丈深渊。

就在李次白拜会陈毅不久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改“弃台”为“保台”，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以第七舰队为先导的大批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台湾海峡。而朝鲜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志愿军奔赴朝鲜，使解放军本来准备进军台湾的部署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这一变化给了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当局一个千载难逢的喘息机会。

此时的蒋氏父子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援助，觉得又有了靠山，重燃了借助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的梦想。于是，李次白得到指令：“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谈了”，并让他暂留大陆待命，以观未来局势发展。

从此，台湾方面不再理会这位派到大陆的秘密使者。

此时距李次白离台尚不足一个月。而这一个月彻底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换来的是与家人近30年的分离，从此与妻子、五个子女天各一方，终生再未踏上台湾的土地。

蒋氏父子不仅把李次白弃之于大陆，同时也停发了对他家人承诺的生活保障费。李次白在高雄的“凯旋归”饭店因他的离去无人打理，很快倒闭关门，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李次白的妻子许念婉找到联络人胡伟克，仅领了几个月的“特别费”，后来就说李次白“靠过去了”（指投共），就停止了供应。

许念婉无奈，带着五个孩子来到台北投靠亲友，居无定所，没有收入，生活之苦可想而知。许念婉无奈，只好让长女李文玲去做童工挣钱，再将两儿一女送去救济院（孤儿院），只将因做饭面部烫伤的小儿子李文吉带在身边。三个孩子在救济院一住就是十几年，一直到长大成人。

滞留在大陆的李次白，因为他以前在军统的历史问题和此次肩负的密使身份，被认为是从事“间谍”和“策反活动”，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特务”，判刑4年，送到青海劳动改造。出狱后，他被遣送回四川老家接受劳动监督，后来又成为历次运动的审查对象。就这样度过了近26年。

直到1980年代初，有关机构批准了李次白去香港定居的申请。到港后他立即与妻儿取得了联系。此时李次白已年过七旬，垂垂老矣，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竞以“叛国罪”为由，拒绝他回台与家人团聚。蒋经国对李次白回台请求的批复是：“李次白在大陆多年，一言一行均有统战意识，何况他还主张与中共第三次合作，来台根本不行。”

李次白对国民党当局已彻底失望，感到一生为“党国”奋斗，最后被无情抛弃，几十年来虚度年华，完全是无谓牺牲。他不能去台湾，也不便回大陆。当时，海峡两岸尚不能探亲，他只能在香港与家人短暂见面。李次白在香港流落8年，看不到回台希望，心情不好，终于于1987年郁郁而终，客死香港。

宋宜山：因在报告呈文中被指赞颂大陆，开除公职，以教书养家糊口。

宋宜山是蒋氏父子派往大陆沟通对话的第二位秘密使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际形势和两岸局势相对稳定。中共也调整了两岸政策，由过去的武力统一改变为力争和平统一，并提出了“一纲四目”的原则性意见，通过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从香港转交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虽然当时没有任何表态，但经过一年多的权衡思考，作为回应，决定派人前往大陆进行沟通摸底，打探虚实。蒋氏父子经过与心腹郑孝炎反复甄酌，确定让宋宜山担任这一使命。

宋宜山，湖南湘乡县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后被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曾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到台湾后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等职，后长期派往香港工作。

宋宜山

宋宜山出任密使，原因有五：一是宋系蒋平时十分看重的学生，对蒋忠贞不二；二是宋身居国民党候补“中委”和“立法委员”，尤擅长推销蒋的政治主张；三是宋为湖南人，与当时中共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和民主人士章士钊等人同为老乡，易以湖南老表接触，对话比较方便；四是宋的官职较轻，长期在香港工作，身份比较灵活；五是宋的胞弟宋希濂被解放军俘虏后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此行以探亲易遮人耳目。

宋宜山受命之后，于1957年4月从深圳罗湖桥进入大陆，乘火车直达北京。

在宋宜山到达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著名的东兴楼饭店接见了他。落坐后，宋宜山才注意到，在座的二十多位中，有中共统战部门的李维汉等领导人，还有章士钊、程思远、唐生明、卫立煌等老熟人，让他感到分外亲切。

周恩来向宋宜山讲到：“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取得了国民革命北伐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接着，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国家统一，其他的都可以坐下来商量安排。”伴随着周总理言词炽热、感情诚挚的谈话，到会的章土钊、程思远等人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京期间，中共方面除安排宋宜山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香山等名胜外，还特意安排他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弟弟宋希濂。当他看到宋希濂衣着整洁，精神轻松，健康状态良好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两个星期后，宋宜山悄然返回香港。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宋宜山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长达1.5万余字的报告中，宋宜山除详细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等见面商谈的情况以及中共提议外，还着意描写了沿途及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最后，宋宜山大胆陈词：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攻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上去后，蒋介石越看越生气，大骂宋宜山：“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蒋介石当即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留在香港算了，以免影响他人。

从此，宋宜山留在了香港。后来被国民党当局以“附共”之罪名撤销了他的所有职务，停发了他的薪饷。

没有了职务和薪饷，等于开除了公职，宋宜山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为了支撑家庭，养育八个儿女，宋宜山只好应聘到一家学校教授经济学，靠微薄的收入支撑家用，生活非常贫苦。

宋宜山的女儿李小梅感慨地说：父亲的北京之行在两岸交往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改变的却是他的后半生。

沈诚：先后七次秘密进京与中共高层对话，后以“颠覆政府罪”被逮捕审判，遭受劫难。

时间进入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共第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大陆进入了由第二代领导人实施的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台湾也进入了蒋经国执政时代，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出现了新的局面，两岸和谈的呼声愈来越高。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台湾“总统”。他继承了蒋介石的大陆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但是，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有两大内政问题困挠着这位执政者：一是台湾的本土意识在滋生、壮大，台独势力蠢蠢欲动，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二是蒋氏父子带来的老兵大都进入老境，要求回大陆探亲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是他不忍心看到的，他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为此蒋经国正考虑是否以牺牲“中华民国”为代价，彻底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正在这个关键时侯，大陆方给他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1981年8月，时任《新香港时报》社长兼总编辑的沈诚，意外收到了一份邀请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邀请书”，地点在北京，时间为10月10日，署名是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沈诚在受宠若惊之余，又颇感为难：虽然在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军事代表，参加过由国共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北平“军调部”时与叶帅共过事，关系很融洽。但目前自己身份必然还是台湾预备役的陆军高级军官，在两岸关系没有解冻的情况下，是不宜擅自行动的。

一边是中共的盛情邀请，一边是自己身不由己，在拿不定主意之下，沈诚于收到邀请函的第三天，即飞回台湾向主子蒋经国汇报。蒋经国感到这是与中共高层接触的良机，遂同意他的大陆之行，不过为不落下口实，让他以个人名义秘密前往，了解中共高层的态度和诚意。

沈诚

沈诚，1921年生于浙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蒋经国嫡系青年军师长，其后又从台湾的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先后任蒋经国机要秘书、随从参谋、陆军少将，是蒋经国的亲信，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他随着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去往台湾。从军队退役后，沈诚来到香港，创办《新香港时报》，并任社长兼总编辑。

沈诚在蒋经国面授机宜之后，于1981年的9月25日乘火车来到北京。就在沈诚到达北京的第五天，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通过新华社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即著名的“叶九条”。一周后的10月3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约见沈诚，向他解释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共的诚意。

沈诚回到台湾后，立即向蒋经国汇报了此次大陆之行的详细情况。蒋经国虽没有表达什么意见，但指示沈城保持与中共高层的沟通。

此后，沈诚又于1982、1986、1987年先后六次进京，或受中共邀请，或亲自前往，先后拜会了时任政协主席邓颖超、时任国家副主席廖承志、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在几年的穿棱奔走中，沈诚看到了海峡两岸的诚意，并经过多次沟通磋商，双方意见逐渐接近，事情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沈诚已兴奋地看到了两岸统一的希望。

1987年12月7日，蒋经国生前最后一次约见了沈诚。告诉他即将讨论派赴北京谈判的代表人选，并嘱沈诚：准备作好安排。

然而，就在台湾方面安排派往北京代表人选的关键时刻，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突然病逝，海峡两岸筹备的谈判从而中断。

蒋经国去世的当晚，国民党紧接着召开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继任“总统”。一个星期之后，沈诚突然被台湾“高等法院”以“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捕入狱。沈诚入狱后，不审不判，在监狱里关押了200多天。后在陈立夫等国民党元老的周旋下，沈诚于1988年11月26日，无罪释放，一场“叛乱”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此案对沈诚的打击、伤害之大可想而知。出狱后的沈诚沉默寡言，他看到两岸和谈无望，从此不再过问政事，默默地走完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