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突然宣布了，要对国企用人、采购、外包三条线开展集中整治，把“近亲繁殖”和腐败列为重点。 这场席卷国企的监管风暴来得并不突然，却刀刀见血。 与其说是突击检查，不如说是一次对国企肌体深处顽疾的定点清除。监管部门这次将枪口精准对准了用人、采购、外包这三条核心经络，显然是因为“靠企吃企”的吃相已经从隐蔽走向了半公开，把全民资产当成“自家后院”的行为，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临界点。 国企里那堵看不见的高墙，首先是由“裙带关系”砌成的。在许多二三线城市甚至一线大厂的某些角落，入职变成了“拼爹”游戏，“父子兵”、“夫妻店”甚至“全家总动员”的戏码屡见不鲜。这种被称为“近亲繁殖”的怪象，不仅把原本应当公平竞争的岗位变成了私相授受的家族资产，更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而水泼不入的利益共同体。 最近各地纪委监委通报的案例，恰恰印证了这种生态的封闭与荒诞。北京、上海、辽宁等地接连曝出干部将七大姑八小姨塞进子公司或关联的外包单位，通过看似合规的手续完成利益输送。甚至像中粮集团的邵芳、中国人寿的杨超、贵州铁投的杨铁军等重量级落马高管，都被点名指曾在录用和调动环节“为他人谋利”。 这不仅是权力的任性，更是对奋斗者信心的无情碾压——当才华敌不过关系，企业的活力也就被扼杀在了摇篮里。为此，成都一次性排查了8.48万人，立案30件；湖北孝昌紧盯县属国企排查数百人。这种撒网式的清查正在传递一个信号：把国企当私产的日子，这回是真的到头了。 如果说“乱进人”坏了规矩，“乱花钱”则是直接掏空了家底。在用人腐败的背面，隐藏着更为触目惊心的资金黑洞，而“外包”和“采购”往往就是那个最大的漏斗。 有些人即便没把亲戚安排进体制内，也通过精心设计的“外包游戏”把钱转进了自家腰包。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原高管张建国的手法极具代表性：安排亲属控制的公司承接集团业务，一方面虚报采购价格，一方面通过外包套利，轻轻松松套取国有资金6000余万元。 这并非个案，审计署披露的数据显示，有10家央企下属单位在采购环节花式规避监管，涉及金额高达127.8亿元，其中仅通过“拆解项目”把大标拆小、避开公开招标的合同金额就超过43亿元。 更令人愤慨的是，此类套利行径，竟如同贪婪的吸血鬼，将底层劳动者当作踏板，肆意榨取他们的血汗，以满足自身的贪欲。在采购失规的同时，劳务派遣成了另一种剥削工具。国务院审计报告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仅贵州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就从1.95万名劳动者的报酬中“抽成”了4038万元。 这意味着用工单位每支付一笔钱，就有25%被中介截留，这一比例高出常规标准4倍之多。外包不仅没能帮企业降本增效，反而因为层层转包、截留克扣和虚假发票，成了吞噬利润和员工权益的“吸血泵”。 这一轮整治之所以让人感觉“动真格”，是因为技术手段和制度笼子正在同步收紧。 传统的“人情单”、“招呼标”正在撞上数字化的铜墙铁壁。为了斩断伸向招投标的那只手，国家电网等大型国企已经开始推行极为严苛的物理隔离——实行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等“四隔离”，并引入智能辅助工具进行打分，极大压缩了人为操作的空间。南昌国资系统上线监管系统，实现“三重一大”决策与投资项目全流程线上留痕。每笔信息皆有迹可循，随时可查，以科技赋能监管，提升国资管理透明度与规范性。 于制度维度，已然划定明晰的“红线”。这一界限明确清晰，犹如醒目的警示标识，为相关行为规范奠定了坚实基础，确保各环节在有序轨道上运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列出了51种具体的违法违规情形，划清了什么不能干。与之配套的，是要求干部任免全流程留痕、推行统一公开招聘平台以及严格的亲属回避制度。 像江苏盐城已经建立起专门的回避信息库，把回避制度的执行情况直接纳入巡察。对于那些长期利用监管盲区搞“虚假理赔”的行为——如人保集团今年查实并追回5000多万元赔款的案例——也在大数据的透视下无所遁形。鞍钢集团通过这一波反腐操作，直接避免和挽回的损失就超过3400万元，每一分钱都是从隐蔽角落里抠出来的国有资产。 整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把“效率”和“公平”重新拉回平衡点。当外包清单化管理与绩效挂钩，当同岗同酬不再是一句空话，那些靠差价和抽成养肥的灰色利益链自然会断裂。短期内，规范用工可能会让企业的账面成本看起来有所上升，但挤掉了“富了个别人、亏了国家”的水分后，留下的是更稳定的就业结构和更真实的经营效益。 这一切不仅是为了查几个案子，更是为了重塑国企的市场公信力。当干部能上能下、招聘阳光透明、每一笔采购都经得起审计，企业创造的价值才能真正沉淀下来，而不是流失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这种痛感明显的整治，是国企走向现代化治理必须经历的阵痛，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最直接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