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天，湘赣边界细雨不断，红军攻打茶陵期间，陈毅借着一盏马灯改动朱德的诗稿，两位指挥员一边商讨军事部署，一边推敲字句。“陈老总，你这句‘寒雨连江’不如换作‘冷烟横岭’。”朱德笑着说。正是那样的战火夜谈，把他们的友谊锻成了钢。此后近四十年，纵使身处不同战区，诗稿与家信始终飞往对方的桌案。 时间滑到1970年盛夏，陈毅年已六十九，腹痛伴随顽固腹泻。止痛片挡不住钝痛，体重直掉。张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多次催他写信。周恩来收到求医电报，当晚批示：即刻返京。十月，陈毅抵达北京住进医院，检查结果让医护人员沉默——直肠癌。 北京能治疗恶性肿瘤的条件并不多。日坛医院设备最齐，可病房紧张。周恩来决定：治疗放在日坛，休养回到外科总院，两头跑。就这样，陈毅在两院之间辗转。每次治疗后，他还是照例翻《参考资料》，外交电报、越南形势、亚非拉消息，他全要过目。 1971年“五一”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遇见日坛院长吴桓兴。“我看他还能吃烤鸭，是不是误诊？”总理压低声音。吴桓兴轻叹一口气：“确诊没错，但我们会尽力延长时间。”这句“尽力”，让周恩来沉默良久，只轻声回了一句“谢谢”。 七月初，海风把京城的闷热吹向北戴河。医生建议陈毅换个环境，张茜陪他前往疗养。刚到宾馆服务处登记，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朱德老总也在这儿静养。两位老兵再度聚首，心情比海面还开阔。朱德比陈毅年长十五岁，刚做完胆囊手术，气色不佳。 那段时间，北戴河小路常见两位元帅并肩散步。陈毅戴草帽，步子却利索；朱德穿长袍，拄着手杖。路过的战士常听见爽朗的笑声——多半是陈毅在说俏皮话：“朱老总，你走慢点，别把我这病号落下。”朱德回一句：“我腿慢，心还不老。” 七月下旬，周恩来带工作组来海边处理对外事务。日程排得满，他抽出当晚挤进陈毅房间，反复叮嘱：“千万别下海，盐水刺激伤口。”离开时天已黑，回程火车等不及，他只好托陈毅代为问候朱德。陈毅爽快答应：“明早就去。” 第二天清晨，他撑着拐杖来到朱德住处。“周总理让我来看看你们。”简单一句却让房里瞬间安静。康克清递来椅子，朱德握着陈毅的手说：“我们都要听医生的，好好活着。”手掌干瘦，却用尽了力气。 回到住处，陈毅翻出旧诗稿，挑灯誊抄。他想把半生作品整理成册，留给战友。“字要写端正，免得朱老总看不清。”他自嘲道。夜风透窗，纸页哗啦作响，像翻阅过往的战火岁月。 八月末，病情陡转。陈毅重回北京。化疗、止痛针、输血——方案一项项上马，效果有限。前线朋友得讯相继到病房：聂荣臻送来新出的《科学报》，刘伯承搬着折椅守半小时，李先念掩面而出。 十二月初，朱德坐专列来京主持政协会议。当天傍晚，他拄杖缓步进病房，双肩抖得厉害，却执意站着。两位老友相视许久，没说几句。临别时，陈毅用尽全力低声道：“别忘了改你的诗稿，我等你批示。”朱德红了眼圈，只点点头。 1972年1月6日23时21分，监护室灯光未灭，心电图却归于平线。噩耗半夜传往中南海。周恩来批示：遗体告别定于11日。雪没停，朱德感冒发烧，仍披军大衣赶到灵堂。他在灵前立正，缓缓举起右手，敬礼整整十秒。 他后来写下四句悼诗：“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没有华丽辞藻，却把半个世纪的生死与共压缩进二十八字。 人散灯暗，北平城依旧冰冷。长安街上汽车驶过，背后留下一道汽笛，像远去的炮声，又像两位诗友未完的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