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一个清冷的早晨，北京医院的楼道里回荡着脚步声。年逾耄耋、身形佝偻的郭安娜拄着手杖，独自穿过长长的走廊。她随身带着一方揉旧的手帕，手帕上缝着三个小字：和夫。护士提醒她：“郭先生情况不稳，探视时间很短。”她点头，没有多言。 病房门被推开，呼吸机的节奏打断了尘封已久的回忆。郭沫若的目光在药液瓶与天花板之间游离，苍白得像被时间抽空。安娜俯身，压低嗓音：“还记得冈山的雨吗？”他微微侧脸，仅仅吐出一句：“不要谈。”这是两人相隔四十载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 时针拨回1914年。二十二岁的郭开着一口夹杂四川味的日语，初到东京医专，日子拮据，又陷入严重的神经衰弱。极端时，他站在浅草寺塔下想纵身一跃。就在那年夏天，他收到同乡陈龙骥的求助电报，赶去圣路加医院探望，命运的齿轮随之转动。 1916年6月，陈龙骥病逝。郭沫若前去取X光底片，抬头便撞见一双温静的黑眸——实习护士佐藤富子。姑娘说话轻柔：“节哀，先生。”郭怔在原地，只觉心口一震。随后一封又一封信往返冈山和东京，两人以兄妹相称，彼此安慰。短短半年，信里已夹满诗稿与草图，连邮差都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冬天，富子辞职来到冈山同居。她改名安娜，一面备考女子医校，一面为郭洗衣做饭。芦屋的暖风吹来好消息——郭的诗情复苏，《女神》系列在留日学生圈里悄然传阅。可好景不长，安娜怀孕，被迫辍学。1917年12月，大儿子和夫呱呱坠地，郭沫若在产房外写下一句自嘲：“医科生，救得了天下病，却救不了锅里的米。” 学医、写诗、带娃，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川籍青年肩头。五四风雷响起，他从文坛找到新方向：弃医从文。1922年夏，郭携医科毕业证回国，口头敷衍“回头再开诊所”。安娜心里犯嘀咕，却终究选择支持。她带着三个孩子辗转上海，物价高得离谱，她每日记账到深夜，依旧捉襟见肘。为了减轻开销，安娜重返东京学产科，希望凭手艺撑起家庭。 1924年末，郭再次回沪，两地分离的日子像无底洞。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自香港潜回上海探亲，不料被通缉。安娜忙前跑后求医问药，又四处筹钱。郭高烧不退，耳膜被斑疹伤寒侵蚀。她将冰袋按在他额头，自己却咳到声音沙哑。病愈后，日本警方以“左派嫌疑”拘押郭沫若。安娜东奔西走，终于让丈夫重获自由。 1932年，家里添了第五个孩子志鸿。正值国难当头，郭结识记者于立忱，情愫暗生。流言很快传进安娜耳朵，她只是晚饭时多添了点盐，其他一言未发。九一八事变让郭彻底投身抗日宣传，1937年夏，他从横滨港登船，回国出席国防座谈会。安娜送行，握了握他的手，什么都没问。 战争把两人推向不同轨迹。安娜在日本被扣上“同情中国”的标签，常遭辱打，甚至被勒令让子女加入日本籍。她拒绝，代价是频繁的警所传唤和体罚。为了糊口，她种菜、洗衣、腌萝卜，手上生满冻疮。孩子们睡觉时，她点着昏暗的油灯教他们汉字：“你们的姓是郭，不能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街头的喇叭声轰鸣，安娜扔下手里的锄头，泪流满面。她剪短头发，穿回二十年前的樱花纹和服，跑去申领出境手续。那份申请书最后一页写着：“前往中国，与丈夫团聚。”1947年3月，她注销日本国籍，自嘲一句：“至此无家，惟有长江黄浦江可归。” 1948年秋，安娜带和夫、志鸿、淑瑀抵达香港，却看见郭沫若与于立群相伴而居。孩子们不知所措，志鸿挥拳比画，淑瑀躲在母亲身后。三人隔着客厅沉默良久，郭终究说不出解释的话。安娜平静开口：“留下女儿，其余随我走。”当晚，她牵着两个男孩回到旅社，窗外霓虹闪烁，她的背影倏然佝偻了几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亲自批示让安娜办理入籍。1952年起，统战部按月发放津贴，她住进上海愚园路一栋老洋房。邻居只知道这位瘦高老太太中文流利，却鲜有人晓得她早年的传奇。安娜坚持自己挑菜做饭，偶尔弹几下旧钢琴。有人问：“您后悔吗？”她把围裙拍一拍：“哪有功夫想这个，孩子们都在北京干大事呢。” 长子和夫后来进了鞍钢，三子复生成了科学院动物所研究员，四女淑瑀教外语，幼子志鸿当上钢琴系教授。安娜常写信叮嘱：“国家正缺人，别漂在外面。”落款仍是那行遒劲的中文——“郭安娜”。 光阴跳回1978年。探视结束，护士搀扶安娜出门，她回头望了一眼那间病房。“他不愿意谈。”她对医护低声解释，然后把手帕放进外套口袋。那天，北京的风有些凌厉，她沿着长街慢慢踱步，一直走到天色发暗才上车。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辞世，享年86岁。追悼会上，安娜未能出席。她收到讣告时，只是静静展开黑边信笺，再度将它折好，压在一本日文旧诗集里。那本书的扉页写着1916年的墨迹：“愿与子偕藏”。旁边印着一丁点水渍，像是被忘记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