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28年，两位夫妻同志在敌人狱中受尽折磨后将被处死。临刑前，敌人：要上路了，有啥要说吗？男同志听后，脸一红提了个要求，“能帮我们合个影吗？”。   周文雍在前几年也就是个在广东开平穷山沟里打转的孩子，因为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虽然是个私塾先生，却也供不起他一路读书。   十几岁时，他在小学的后厨里给人烧火做饭打杂，那股子倔劲全用在这一边干活一边偷听墙根、自学三字经上了。   虽然后来靠着亲戚接济进了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去学机械，但这苦出身让他早早看透了世道的不公，20岁出头就成了让那些老板头疼的工运“硬骨头”，不管是沙面罢工还是对抗英法那些不可一世的条令，他总能领着工人赢下漂亮仗。   站在他身边的姑娘陈铁军，拿的却是完全另一套“人生剧本”。   她本名叫陈燮君，是佛山大富商家的千金小姐，从小养尊处优，可这姑娘骨子里偏偏就藏着一股子不安分，嫌名字太柔弱，硬是把自己改名叫“铁军”，意思是即便只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才能救这残破的国。   受五四那阵风潮的洗礼，她读《新潮》，听郭鉴冰讲男女平权，一路从富家绣楼冲到了广东大学的文学院，甚至敢在1927年的惊涛骇浪里，协助邓颖超那样的重要人物进行生死转移。   命运把这俩背景天差地别的人，硬生生拽到了荣华街17号的那间秘密小阁楼里。   为了掩护身份，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假扮夫妻，把这处民居变成联系赤卫队和地下火种的据点，在这个临时搭建的“家”里，只有一张硬板床。   白天，周文雍西装革履地扮作阔商人去外面联络，陈铁军就在家里守着那台嗡嗡作响的油印机刻钢板；到了晚上，两人和衣而卧，虽然挤在一张床上，中间却始终泾渭分明地叠放着两床棉被。   这种生活是极其压抑且充满张力的，在那间斗室里，阶级的差异化作了具体的温情细节：穷惯了的周文雍总是自然而然地啃那些发了霉的番薯，把稍微像样点的白米饭留给身娇肉贵的“阔太太”。   而陈铁军这个本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在昏暗的灯光下笨拙地给他缝补衣衫，针尖扎破指尖渗出血珠子时，周文雍眼里的心疼根本藏不住。   可谁也没敢捅破那层窗户纸，每当视线相撞，他们总会默契地闪躲，心里头想着“大事未成”，硬是把那份悸动给压了回去。   在这假戏真做的日子里，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有一回，周文雍在外面遭到了围捕，情况万分火急，是陈铁军急中生智，在肚子里塞了东西扮成孕妇，提着藏了传单的竹篮往那一倒，在一片混乱中把人给“捞”了出来。   然而，那时候的广州城，头顶上悬着的利剑终究还是落下来了。   1928年1月27日，因为叛徒的出卖，大批军警撞开了荣华街的大门，那时候周文雍正好出门未归。听到动静的陈铁军第一反应不是跑，而是要把那些关于起义和组织名单的文件烧掉。   火盆里的火还没烧透，就被冲进来的敌人踩灭了，她被人死死按在地上，拼了命想向窗外那个原本用来示警的白瓷盆挪动——只要那个盆还在阳台上，周文雍看到了就不会上来。   可太迟了，什么都来不及了，就在那千钧一发的当口，对此一无所知的周文雍推开了那扇生门变死门的家门，一脚踏进了深渊。   这大概就是敌人最恨他们的地方——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统统失效。   监狱里的手段残酷得让人不忍细看，出身富贵的陈铁军，被那些穷凶极恶的打手用竹签子一根根钉进手指缝里，十指连心，血顺着手腕往下淌，她硬是咬碎了牙没吐一个字。   周文雍那边更是惨烈，那种一种名叫“坐飞机”的酷刑，把他吊在铁架上用皮鞭抽，直打得血肉横飞，也没换来一句求饶。   敌人把诱饵抛出来，对着已经被折磨得没人样的周文雍说：只要你写个自白书，高官厚禄少不了你的，周文雍甚至都不屑看他们一眼，扭过那颗高傲的头颅，留给审讯者的是他在牢墙上用鲜血和不屈写下的绝笔：“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转头去劝陈铁军，那帮人换了副嘴脸：“姑娘家年纪轻轻这么漂亮，死了不可惜吗？”换回来的只是陈铁军一口唾沫和一句斩钉截铁的“我不怕”。   正是这种甚至让刽子手都感到胆寒的硬骨头精神，让他们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在生命的读秒阶段，那位见惯了死亡的监狱头子被周文雍的请求搞懵了，或许是那一刻的人性未泯，也或者是被这种离奇的镇定所震慑，他居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就在快门按下的那一瞬，仿佛时间都在红花岗凝固了，陈铁军侧过头，对着身边的爱人轻声说出了那句埋藏已久的话：“过去我们一直假扮夫妻，今天，我们终于能光明正大地做一回真正的夫妻了。”   那天刑场上的枪声，成了这对新人最悲壮的礼炮。   他们倒下的时候，一个23岁，一个24岁，这对从未有过正式婚礼、也未留下子嗣的爱人，却用生命最后一张合影，给后来的世界留下了一个关于信仰与爱情最滚烫的证明。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刑场上的婚礼：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