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蔡孝乾被抓后马上叛变，台湾地下党一下子全乱了。朱枫本来能走安全的海路撤退，可她选了吴石开的特别通行证，想快点走。结果事没成，反倒让敌人顺着这条线查到了吴石。 谁能想到，这个“冒险”的选择，根本不是一时冲动？朱枫心里比谁都清楚，海路虽安全，却要绕远路、等船期，多耽搁一天，台湾地下党的同志就多一分暴露的危险。她身上藏着的，是几十位地下工作者的联络名单和重要情报，这些东西比她的性命还金贵——蔡孝乾叛变时没来得及销毁核心资料，敌人正拿着残缺的线索疯狂搜捕，每分每秒都有人在掉脑袋。 这位出生于浙江镇海富商家庭的女性，本不该吃这份苦。年轻时的朱枫，穿旗袍、读洋学堂，家里有商号、有田产，是旁人羡慕的“大小姐”。可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看着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硬是把家里的钱财拿出来支援抗日，自己则脱下绫罗绸缎，换上粗布工装，成了穿梭在敌后的交通员。从上海到香港，从内地到台湾，她用“陈太太”“朱小姐”的身份作掩护，把情报藏在发髻里、鞋底中，一次次躲过敌人的盘查，硬生生在白色恐怖里趟出了一条“红色通道”。 她和吴石的交集，早就是生死相托的默契。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官至中将，却早已秘密加入地下组织。他身在敌营核心，每天戴着面具周旋，把最关键的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这次朱枫要撤退，吴石本可以置身事外——毕竟特别通行证需要他亲自签字，一旦暴露就是灭顶之灾。可他知道朱枫身上的情报有多重要，更清楚这个女人的胆识：当年她在上海被捕，敌人用酷刑逼供，她咬着牙没吐露一个字，最后靠着同志营救才脱险，这样的人，值得他赌上性命。 可谁也没料到，蔡孝乾的叛变竟如此彻底。这个曾经的地下党领导人，被捕后没熬过敌人的威逼利诱，不仅全盘招供，还主动带着特务去抓老同事。他记得朱枫和吴石有过联络，却不清楚具体细节，只给了“有位女同志持有高级军官开具的通行证”这个模糊线索。敌人如获至宝，顺着特别通行证的签字笔迹，一下就锁定了吴石。 抓捕吴石的那天，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最后一份军事情报，想托人转交给朱枫。特务破门而入时，他没有惊慌，只是平静地把情报塞进嘴里嚼碎，任凭敌人拳打脚踢。审讯室里，敌人许诺高官厚禄，他嗤之以鼻；动用酷刑，他咬紧牙关，只留下一句：“我吴石身为中国人，爱国无罪！” 而朱枫，在吴石被捕的前一天，已经意识到危险。她把情报连夜转移给可靠的同志，自己则躲在隐蔽点等待时机。可敌人顺着吴石的供词（他始终没供出朱枫的具体下落，却因身份特殊让敌人加大了搜捕力度）很快找到了她。被捕时，她试图吞下藏在身上的氰化钾胶囊，却被特务硬生生抠了出来——敌人想从她嘴里挖出更多线索。 审讯室里，敌人对她软硬兼施，既用家人威胁，又用利益诱惑。朱枫看着天花板，缓缓说起自己的儿子：“我儿子在北平读书，他知道母亲在为国家做事，就算我死了，他也会替我完成未竟的事业。”她没说一句求饶的话，更没供出任何一位同志。1950年6月10日，朱枫、吴石等四人被押往刑场，行刑前，朱枫整理了一下衣襟，昂首挺胸，没有丝毫畏惧。 有人说朱枫选得不值，有人骂蔡孝乾背信弃义。可只有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知道，朱枫和吴石的选择，从来不是“值不值”，而是“该不该”。在那个信仰比生命更重要的年代，有人像蔡孝乾一样，在威逼利诱下丢掉了骨气；有人却像朱枫、吴石这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本可以过安稳日子，却偏偏选择了最危险的道路，只因为心里装着“家国”二字。 那些骂朱枫“鲁莽”的人，永远不懂：她不是不怕死，只是更怕对不起那些信任她的同志，更怕对不起脚下这片被侵略者践踏过的土地。吴石也不是不知道危险，只是他明白，身为军人，不能只保个人安危，更要护山河无恙。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