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8岁的女孩被人贩子卖给老汉为妻，付钱时，人贩子却要多收100块。 女孩攥着兜里仅有的80块血汗钱，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这是她从河南襄城服装厂挣来的全部积蓄，原本想着攒够学费回去复读。 老汉数着皱巴巴的零钱，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团。 人贩子踹了女孩一脚，催她跪下求情。 她膝盖砸在泥地上，听见自己带着哭腔的声音在发抖："大爷，我以后给您洗衣做饭，这80块您先拿着。 "那天太行山的风刮得正紧，把母亲在电话里的话吹得支离破碎："嫁了吧，山里好歹有口饭吃。 " 五年后，村小的土坯房里传来了读书声。 原来的老师嫌工资低跑了，村长蹲在门槛上抽烟，问她愿不愿意代课。 她望着黑板前三十多个孩子，想起自己藏在床板下的初中课本，那些被油灯熏黄的纸页上还写着"考大学"三个字。 现在这些字好像活了过来，一个个跳进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里。 每天清晨她都要翻过两座山去上课，布袋里装着学生的作业本和半个冷馒头。 有次雪下得太大，她摔进沟里，爬起来时发现教案湿了大半。 孩子们用冻红的小手帮她焐着纸页，班长突然说："郜老师，长大了我背您过山。 "她突然想起18岁那年被关在柴房里，也是这样冷的天，只是那时没有一双温暖的手愿意伸向她。 2006年夏天，报社记者找到她时，她正教孩子们写"希望"两个字。 报道出来后，有人骂她"斯德哥尔摩"，也有人往学校寄来新书和羽绒服。 她把汇款单都退了回去，只留下一箱字典。 有家长劝她趁机离开大山，她摸着讲台上的裂缝说："我走了，这些娃咋办？"其实她心里清楚，自己早把根扎在了这三尺讲台下。 去年冬天我去采访时，村小已经盖了新教学楼。 58岁的郜艳敏戴着老花镜批改作业，教案本里夹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2008年第一个考上县城高中的学生留下的："老师，山外面真的有高楼。 "窗台上的绿萝长得正旺，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她手上，那双手曾攥着80块钱绝望哀求，现在正一笔一划写着"未来"。 那80元皱巴巴的纸币早已不见，但讲台上的粉笔灰还在簌簌落下。 她教过的学生里，有三个回村当了老师，最小的那个总说要像郜老师一样，把山里的孩子一个个送出去。 下课铃响时，她起身关窗，风里传来孩子们的笑闹声，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