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中国核计划陷入困境，然而一位苏联专家临走时却说：“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扎在1959年的夏天。 核反应堆的图纸被带走了，实验室的精密仪器被拆走了，连墙上的计算公式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但这位白头发的苏联专家，却对着空荡荡的厂房说出了这个名字。 那时的王淦昌，刚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 国际学界都说，这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国物理学家，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 实验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是聂荣臻元帅的声音：“国家需要你换个战场。” 当晚他收拾行李时，妻子崔孟博发现他把最厚的棉衣也塞进了箱子。 “去西北出差，天冷。”他这样解释，却在纸上写下“王京”两个字。 从那天起，清华园里那个爱和学生讨论量子力学的教授消失了，罗布泊戈壁上多了个戴鸭舌帽的工程师。 土坯房的墙缝里总能灌进沙子，王京和同事们用算盘计算爆炸当量。 有次演算到凌晨，他摸出怀表想看看时间，表盖“啪嗒”掉在地上。 金属表面映出他满是胡茬的脸，突然想起临走前女儿追问“爸爸要去哪个国家”，他当时说“去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1964年10月16日，他按下起爆按钮时，右手食指的关节因为常年握计算尺有些变形。 蘑菇云在戈壁升起的瞬间，他蹲在地上记录数据，笔记本上的“王京”两个字被风吹得微微发颤。 那天晚上，他给家里寄了张明信片，只写着“任务完成，一切安好”，没有署名。 后来有人问他，放弃诺贝尔奖后悔吗？他指着办公室墙上的照片那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现场，他终于能以“王淦昌”的名字站在台上。 “你看这张照片里，我左边是于敏，右边是邓稼先。”他突然笑了，“三个老头加起来两百多岁，还在讨论可控核聚变，这比拿奖有意思。” 去年整理他的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一个铁皮饼干盒。 里面没有奖章，没有证书，只有一沓泛黄的信纸，每封信的落款都是“京”。 最底下压着张1961年的火车票，从北京到兰州，票根边角已经磨圆。 盒子内侧用红漆写着一行小字：“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