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八路军干部陈克被日伪军抓住，行刑前，一汉奸自告奋勇：“太君，这个人交给我。”只听“砰砰”两枪，次日“死”掉的陈克，在封锁区外醒了过来，而他的第一眼看到的则是汉奸头子刘本功。 醒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陈克已经做足了赴死的准备。抗战后期，地下任务异常艰险，他自愿接下一项最危险的任务，进入上海，除掉刘本功。 刘本功当时是伪“华中治安维持会”成员，公开为日军站台，实则是日本特高课的耳目。这种人若不除掉，日后即使胜利，也难收残局。 党组织安排陈克以商人身份潜入法租界附近，一切谨慎推进。可一次在街头被人挤破了包，露出内藏资料，被日本宪兵当场扣下。 在虹口宪兵司令部，陈克被连续审讯六日，喝水吃饭都被控制，牢内有一个看守姓吉田，专管拷问。他被吊挂在门框上灌辣水，脊背满是伤痕，却一字未吐。 吉田骂他“死也不说”，陈克当时心里只剩一句：“我是共产党人。” 一位老人说过，“在大多数人沉默时，坚持发声就是最大的勇敢。”陈克没想过能活，他只是死前不想把任何一个名字交出去。枪决的命令下达那晚，刘本功来了，递根烟，说“后悔了”。 陈克不说话。 他以为刘本功是想来试最后一试。 刘本功曾是党员外围人员，早年跟陈克在天津接触过。后来他被捕，在狱中转投日军，先是翻译，后来做了特务。陈克了解他的过去，也认定这种人没救了。 可这次不一样，刘本功低头说：“这几年我干的不是人事，想留点底线。” 第二天去刑场的路上，刘本功坐在车上没说话。行刑时，两个宪兵押着陈克跪下，刚架起枪，刘本功笑着抢过来，说“我来”，然后举枪，两声枪响，宪兵没起疑心。 陈克被拖走后，送进郊外一处废弃屋，那是地下党以前联络点。 那晚，陈克高烧，刘本功找来一名老中医，换药、灌水，一夜没睡。第三天他才开口，说枪打在肩胛和腿骨交界处，避开要害，是他自己选的位置。 原来他前一晚偷偷调换了牢里一个即将处死的赌徒，套上头套顶替陈克，现场根本没人识破。 陈克被安置在苏州河北岸，几天后由另一组交通员接走。事后，刘本功主动联系党组织，表示愿意交代一切，接受处分。 他不要求宽恕，只求留下个证明自己没一直错到底。 抗战胜利后，组织安排刘本功接受劳动改造，地点在鲁中一个农场。七年里他每天干重活，从不叫苦。出狱时，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 乡下有个老支前队员说，看见他那天，他就蹲地上，看着地里麦苗发呆。 刘本功没补回过去，却让一个本该死的人活下来。陈克再没和他见过面，但始终记得那两声枪响。 这事在档案里没留下太多笔墨，但在上海地下党口中却传了几年。有的说刘本功不值同情，有的说他算悔改了。可对陈克来说，那天的命，是事实。 对共产党人来说，情绪可以克制，生命不能浪费。历史里有无数个像陈克一样的人，他们不求名字被记住，只求信仰不被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