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地下党员李振远遭遇日军检查，眼看身份就要暴露，他两岁的女儿跑了过来：“叔叔，我在这里呢！”这一句话直接救了他一命！ 1943年2月。那时候的东北，那是日本人的“大后方”，沈阳站更是严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李振远是谁？他是中共安东市委的特派员。日本人恨他恨得牙痒痒，为什么？因为这人太能打了。早在1932年他就拉起了游击队，把安东一带的日伪军搅得天翻地覆。日本人为了抓他，画像贴得满大街都是，赏格从几万涨到了15万。啥概念？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几十斤米，这15万，足够把一个人全家老小这辈子的命都买下来。 这次李振远的任务，是带着电台密码本和经费，潜回沈阳，配合潜伏在伪满洲国高层的“闲棋冷子”——后来被称为“红色听风者”的清华高材生丁宜。 为了过关，李振远做了乔装。通缉令上的他，剃个光头，留着胡子，一脸彪悍；而眼前的他，头发留长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架了一副斯斯文文的圆眼镜，看着就像个教书先生。 但他心里清楚，这伪装在老练的特务眼里，并不保险。 那天在沈阳站出站口，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日本人拿着最新的“要犯图鉴”，不是简单的看一眼，而是把每个人拉过去，对着照片比五官、比耳垂、比眼神。 李振远排在队伍里，心跳得厉害。他身上揣着密码本，一旦被搜出来，整个东北的地下情报网就得瘫痪。他回头看了一眼，妻子周梅影带着两岁多的女儿李琳，排在另一条队伍里。按照约定，如果他出事，妻子必须装作不认识，带着孩子赶紧走。 眼看就要轮到李振远了。负责检查的那个日本兵，眼神毒得很，正拿着照片，狐疑地盯着李振远的脸，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枪套。那种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教书先生”不对劲。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小小的身影突然从侧面冲了出来。 是李琳。 孩子跌跌撞撞地跑过来，一把抱住那日本兵的大腿，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句：“叔叔，我在这里呢！”紧接着，那双胖乎乎的小手就往鬼子的口袋里掏：“糖！吃糖！” 这一嗓子，把在场所有人的魂都吓飞了。周梅影在后面，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 但奇迹发生了。那个原本满脸杀气的日本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小糯米团子”给整懵了。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这鬼子居然咧嘴笑了，那是他在那个修罗场里唯一一次露出人样。他真从兜里摸出两颗水果糖，塞到孩子手里，还在她脸上捏了一把，挥挥手：“过！过！” 因为这孩子的打岔，日本兵的注意力完全被分散了，李振远趁机混过了关卡，消失在人流中。 事后战友问李振远：“你当时怕不怕？”这个在战场上挡过子弹的硬汉，手都在抖：“怕啥？怕那一秒钟，我和闺女就是阴阳两隔。” 很多人看到这儿，会觉得这孩子运气真好，这鬼子那天心情真好。 但各位，哪有那么多天降好运，所有的“巧合”背后，都是要把心揉碎了的算计。 这其实是周梅影的“特训”成果。在出发前的半个月里，两口子天天就在家里教孩子这一件事。他们告诉两岁的李琳：“见穿黄衣服的（日军军服），就叫叔叔，就要糖。” 这对父母当时是什么心情？他们是在教自己的亲骨肉，去管侵略者、管随时可能杀掉父母的仇人叫“叔叔”。要把这种求生的本能，刻进一个两岁孩子的骨头里，让她在看到恐怖的枪口时，第一反应不是哭，而是笑脸相迎。 这得是多大的无奈，多大的悲凉？ 李振远后来跟人提过一嘴：“那两颗糖，是闺女给爹挣回来的买命钱。” 李振远一家虽然进了沈阳，住进了丁宜安排的住所——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职员宿舍，但危险才刚刚开始。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必须极其低调。 那年冬天的沈阳，冷得刺骨。两岁的小李琳因为路上奔波，加上营养不良，染上了那个年代的“婴幼儿杀手”，百日咳。 孩子咳起来，那是撕心裂肺啊。可他们住的是集体宿舍，隔墙有耳。隔壁住的可能就是伪满的官员，或者是日本人的家属。 为了不让哭声和咳嗽声传出去，每当孩子要咳的时候，周梅影就只能用被子死死捂住孩子，或者李振远把孩子抱在怀里，用手掌闷住她的嘴。 看着孩子咳得小脸紫涨，当爹妈的却不能让她痛痛快快哭一声。 药？没有药。李振远手里握着组织的经费，那是成千上万的大洋，但他一分钱都不敢动。因为每一笔钱的流向，都可能引起特高课的注意。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的病情一天天加重。 不到一个月，那个在火车站救了爸爸一命的“小英雄”，那个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的小天使，在父母怀里停止了呼吸。 那天深夜，李振远把自己唯一的一件厚棉袄脱下来，把那小小的身躯裹好。两口子趁着夜色，把孩子塞进了冰冷的炕洞里。 处理完孩子的后事，天还没亮，李振远擦干眼泪，转身就出了门。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等着他去接头传递。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心也是肉长的，也会疼，但为了那个还没到来的黎明，他们把心碾碎了，铺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