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接受改造的溥仪听到“抗美援朝”的消息，当即撕开棉衣，取出印章说：“这是我26年前从故宫偷出来的，现在我自愿上交政府！” 1950年是个什么光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可鸭绿江那边朝鲜的战火烧起来了。那会儿国内是个什么气氛？那是真正的“众志成城”。老百姓那是真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要支援前线。 这股风，也吹进了关押战犯的哈尔滨和抚顺。 这时候的溥仪，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的。他是个被历史大浪拍在沙滩上的人，前半生当过大清的皇帝，做过日本人的傀儡，后来被苏联红军俘虏，在西伯利亚啃过黑面包。如今被引渡回国，他最怕的就俩字：清算。 他觉着自己这颗脑袋，大概率是保不住了。 就在这时候，抗美援朝开始了。监狱里的广播天天播报前线的消息，也播报国内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潮。溥仪坐在板凳上，听着外面的动静，手下意识地摸了摸棉衣的下摆。 那里头，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这东西他太熟悉了。当年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时候，兵荒马乱，他顾不上带大件的古董，专门挑了这件体积小、价值最高的宝贝带走。为了这东西，连他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秀都防着，谁也没告诉。 这可是乾隆皇帝的私人物品，叫田黄三链章。 咱们稍微懂点文玩的都知道，田黄石那叫“石中之帝”，产地就福建寿山那么一丁点大，老话讲“一两田黄万两金”。现在市面上，稍微好点的田黄，每克价格都在2万元到5万元上下浮动，要是极品，那更是没边儿了。 但这块印章，牛就牛在它是“链雕”。一块完整的田黄石材，要把中间掏空，雕出三枚印章，还要用石环把它们连在一起，环环相扣，全是活动的，而且这石头质地软，稍不留神，“咔嚓”断一根，这无价之宝就废了。这就要求工匠必须有着神乎其技的手艺，还得有极好的运气。 这三枚章，左边刻“乾隆宸翰”，右边刻“惟精惟一”，中间刻“乐天”。这不仅是乾隆的闲章，更是代表了清朝皇权巅峰时期的一种审美和自信。 溥仪把这东西缝在衣服里，这一缝就是小半辈子。 在苏联被关押那会儿，苏联人其实也搜身，也哪怕是把他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但这枚印章因为体积小，又缝得隐秘，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搜查。那时候溥仪为了活命，为了留在苏联不回国受审，把他带出去的一箱子珠宝首饰，什么金表、钻石、珍珠，像散财童子一样送给了苏联的军官。 唯独这枚田黄三链章，他死死捂着，谁也没给。 为啥？因为在他心里，那些金银珠宝是钱，但这枚印章，是“命”。这是祖宗留下的念想，是他曾经是“天子”的证据。只要这印章还在身上，他似乎就觉得大清还没彻底亡，他爱新觉罗溥仪就还留着最后一点底牌。 可到了1950年，这点底牌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显得太苍白了。 看着周围的战犯都在写悔过书，看着管教干部们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对他严刑拷打，反而讲究“治病救人”，溥仪的心态崩了，也变了。他开始意识到，新政府和旧军阀、和日本人、和苏联人都不同。 特别是听到抗美援朝的消息，看到全国人民那种为了国家不要命的劲头，溥仪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他开始琢磨：我留着这石头还有啥用？大清早亡了，复辟那是做梦，现在能不能保住命，能不能争取个宽大处理，才是正经事。 这里头有没有私心？肯定有。 溥仪当时的想法很直接：我把这压箱底的宝贝交出去，献给国家支援打仗，能不能算我立了一大功？ 于是，溥仪当着管教干部的面，做了一个惊人的动作。他颤颤巍巍地撕开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旧棉衣，从那一层层的棉絮里，抠出了那个还带着他体温的田黄三链章。 他对干部说：“这是我26年前从故宫拿出来的，现在我自愿上交政府！” 这东西后来怎么样了？ 组织上非常重视，专门派人来接收，并找专家做了鉴定。结果毫无疑问，真品，绝世孤品。但这事儿的处理结果，却让溥仪既意外又感动。 政府没有把这东西拿去卖了换飞机大炮，因为这是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被送回了它原本该待的地方——故宫博物院。 更有意思的是组织上的态度。领导找溥仪谈话，对他献宝的行为表示了高度赞赏，肯定了他的爱国热情。但是，这不能成为交换自由的筹码。 这给了溥仪当头一棒，但也让他彻底清醒了。原来在新社会，规矩是这么定的。钱财买不来特权，只有真诚才能换来新生。 从那以后，溥仪算是彻底放下了包袱。那个缝在棉衣里的“皇帝梦”，随着印章的上交，彻底断了。他开始老老实实地写回忆录，学着系鞋带，学着种花，学着做一个普通的“公民”。 直到1959年，因为表现良好，溥仪被第一批特赦。当他拿着特赦通知书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时，手里空空荡荡，再也没有那枚硌得慌的印章，但他心里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轻松。 后来，溥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重游故宫。在珍宝馆里，他隔着玻璃柜，看到了那枚他贴身藏了26年的田黄三链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