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了，每当美国要全力反华的时候，总会出现一股莫名的力量。30多年来，美国政坛似乎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循环，只要华盛顿决定集中力量对中国动手，现实就会出现各种阻碍，就像是突然出现的莫名力量，打断美国的进程。更奇怪的是，这还不是偶然事件，而是30多年来，几代政权更迭都在重复上演的场景。1993年5月28日，在华盛顿，克林顿签署《行政命令12850》，把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直接捆绑在一起。这并不是口头表态，而是一种写作行政文件的政策工具，当时判断很明确，美国处于冷战后高位，可以通过规则、贸易资格对中国施加持续压力。这套逻辑假设一个前提，即外部环境稳定，美国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施加压力，但是现实不配合。1994年朝鲜半岛局势突然紧张起来，核问题也随之出现，安全风险逐渐逼近，美国发现真正影响地区稳定的不是贸易条款而是安全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对华政策开始冷却下来，不是立场的变化，而是因为现实的原因使得优先级降低，随后几年中美关系在摩擦中保持基本稳定，直到1999年南联盟事件的发生。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轰炸了，地点为贝尔格莱德，时间确定，该事件使得中美两国的关系急速恶化，并且美国国内强硬的声音也明显增多，但是压力没有继续增大，现实的原因是持续抗対会令美国在多方面付出代价。美国很快调整了政策，促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原先准备好的“长期施压路线”，又被重新包装为“接触、整合”，第一次有系统地遏制中国，没有走多远。进入21世纪后，小布什政府上台，竞选期间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上任之初就频繁涉及对台军售、军事问题。2001年4月1日，在南海上空发生了撞机事件，美军EP-3E被迫降落在海南省陵水机场，24名机组人员被扣留。该事件一度使中美两国的关系紧张到濒临破裂的地步，华盛顿内部有过激烈的讨论，甚至涉及到军事方面的应对措施，但是局势很快就被另外的一件事情所改变。同年九月在美国本土发生了恐怖袭击，地点为纽约、华盛顿，国家安全的重点立刻就转为了反恐，中东成了主要战场，对华遏制已经全部搁置在现实中了，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时间。接下来的十多年里，美国主要把精力放在阿富汗、伊拉克上，财政、军事、外交资源都集中到了中东地区。中国在此期间快速加入到全球产业链当中，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中美关系主线，从竞争回归到合作并且处理好分歧。奥巴马执政之后，华盛顿方面意识到了这个“空档期”，政策文件中开始出现“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等说法，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把资源从中东地区抽离出来，重新遏制中国在本区域内的影响力。但是现实又来打乱了节奏，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美国经济恢复比较缓慢，对外承受的压力较小。中东又出现了新的动荡，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的问题相继爆发，美国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介入。南海美国有动作、有表态，但是难以形成持续投入，战略设想已经有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一次次被中断，对华竞争仍然停留在“有限动作”的程度上。特朗普上台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他是第一个把对华对抗公开化、全面化的总统，贸易战、科技封锁、产业链调整同步进行，对抗不再隐瞒。到2019年的时候，美国就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了，相关的文件、法律以及行政措施相继出台，华盛顿认为这一次时机已到，可以长久地推动下去。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全球性的危机就爆发了，美国成为重灾区，经济下滑、社会撕裂加重、选举冲突升级，国内的问题很快就被放在了政策的中心位置，原本打算一直对华施压的策略，被迫中断了。拜登政府继续走的是特朗普时期的路线，2022年8月9日，《芯片与科学法案》在白宫签署之后，在10月的时候美国又对先进的芯片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出台了新的出口限制。制度设计更加系统，对华竞争长期内化。但是同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欧洲成了新的战略中心，中东局势时有反复，美国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投入力量，对华的竞争仍然存在，但是又被现实分流了。把这些年份、地点、事件连起来看，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因果链，美国并不是没有制定对华遏制计划，而是每次制定计划的时候，都会假设外部环境可控。一旦世界上发生了突发事件，该假设就不再成立了，战略优先级被迫改变，对华政策也就相应退居次要地位了，30多年中，这种情况一再发生。这不是偶然，也不是运气问题，而是由于美国长期高估了自己的多线操作能力，战略铺得过开，任何一个因素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当美国想要全力反华的时候，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阻碍美国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