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学晶的事情，我又想起来了半年前在火车上邻座的两个农村大姐。那位患癌的农村大姐，每个月需要4000块钱药费，60岁的老公不得不出去打工，供她吃药，她则每天叠纸壳，叠一千只挣20块钱，手指缠得满是胶布。然后还被同村人骂“败家娘们”，患病的苦，甚至都无人诉说，说了就被会当反面教材骂败家。另外一位50岁大姐，因老公赌博而离婚，四处出苦力打工，还要贴补儿子一家。她们和闫学晶是同代人吧，都是农村的或农村出去的。她们不努力吗？那位60岁大姐叠一万只纸壳也不够一次买药的钱。同一代人，同样从黑土地出来，差距不是谁更努力，而是谁掌握了话语权，谁掌握了定价权。一个定价权在资本、热搜，一个在每日拼命的干活、在村口闲言碎语中挣扎。一边是直播间里“几十万真不够花”，一边是老公寄来4000块钱却被人骂“败家”。为什么同样拼尽全力，有人把穷表演成热搜，有人连穷字都说不出口。群众是“仇富”吗？不，大家只是识破了同情的通货膨胀。他们的热议被别人兑换成三亚的大平层。而那位大姐，连在村里哭诉生病的权利都没有，她得把绝望攒成静音模式，才配活下去。这不是“仇富”，这是两种生存模式下的应激反应：富人可以抢“穷”字，等于流量穷人一旦哭诉，就等于原罪。直播镜头下，“我哭穷可以，你哭就是矫情；我哭”几十万不够花“是焦虑，你说4000块钱药费难凑就是活该。”当“穷”的诉说权也被富人抢走，真正穷的人连使用权都被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