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名女环卫工突然收到一笔30亿巨款，当得知汇款人后，她决定拿出24亿捐给国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清晨五点多，一位花白头发的女环卫工人推着铁皮清洁车，沿着狭窄的巷道慢慢前行。她弯腰、扫地、收拢垃圾，动作熟练而沉默。 没有人知道，这位被邻里唤作“耿大妈”的老人，正站在一段横跨半个世纪的历史风口之上。 几天后，一封来自日本的司法文件，悄然改变了她的人生。 文件上写着一个尘封已久的名字——赵碧琰。 而那，正是耿维馥年轻时，为爱情放弃姓氏、放弃身份、甚至放弃尊严后，所使用过的名字。 耿维馥出生于清末民初的一个书香世家。耿家在当地颇有声望，父亲治学严谨，母亲温婉端庄，自幼便将她培养得知书达理、琴书皆通。 在那个女性命运多由家族安排的年代，耿维馥原本可以循规蹈矩地度过一生。 直到她遇见赵欣伯。 赵欣伯留学日本，精通外文，谈吐不凡，回国后在学界与政界小有名气。那时的他，思想激进、才华横溢，常在沙龙中高谈阔论国家前途。耿维馥正是被这种“新式才俊”的气质所吸引。 不顾家人反对，她执意嫁给赵欣伯。为了迎合丈夫的观念，她甚至同意改名为“赵碧琰”，随夫东渡日本。 初到日本，赵欣伯的社交圈迅速扩大。他频繁出入政要府邸，与日本军政人物来往密切，其中甚至包括土肥原贤二等军国主义核心人物。 起初，耿维馥并未警觉。她仍旧安慰自己：这是学术交流，是国际关系。 但很快，她发现丈夫的言谈逐渐变得冷漠而现实。 他不再谈理想，只谈利益；不再关心民族命运，只关心仕途前程。更令她不安的是，赵欣伯开始主动为日本方面提供情报、写作文章，为侵华政策张目。 当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土地，她终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嫁之人，已经站在了民族的对立面。 夫妻之间的裂痕，在时代洪流中再也无法弥合。 1945年，日本战败。赵欣伯的靠山一夜崩塌。他因汉奸罪被捕，在狱中病亡，终其一生，留下的是耻辱与唾骂。 令人意外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并未因其丈夫的罪行牵连耿维馥。组织调查确认，她未参与任何通敌行为，且长期与赵欣伯保持实质性疏离。 国家给了她一份工作——清扫街道。 从名门小姐，到环卫工人，她没有怨言。她剪去长发，换上工装，推着扫帚走进北京的胡同。她靠劳动养活自己，也借此完成与过去的彻底切割。 邻里只知道她寡言、勤快、干净，从不提往事。 与此同时，日本东京。 赵欣伯当年购置的多处地产，随着日本战后经济腾飞，价值不断攀升，最终累积至30亿日元。但由于登记人“赵碧琰”在战争结束后下落不明，日本法院迟迟无法确认合法继承人。 几十年间，冒领、争产官司不断，这笔资产被长期冻结，成为日本司法系统中的一桩悬案。 直到20世纪70年代，事情迎来转机。 爱国侨领陈焜旺先生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资产源于中国，且登记人极有可能仍在国内。他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国家高度重视，明确表态：这笔财产，必须依法追回。 在信息极其有限的年代，有关部门展开了漫长而细致的查找。档案比对、旧籍核实、实地走访，历时数年。 最终，线索指向北京一条普通胡同。 当工作人员找到那位正在扫地的老人时，谁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穿着旧棉袄、满手老茧的环卫工人，正是当年东京地产的合法登记人——耿维馥。 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她沉默良久，只问了一句：“这钱，国家需要吗？” 1984年，在相关手续完成后，30亿日元依法回归耿维馥名下。 然而，她没有丝毫犹豫，主动表示：捐出其中24亿日元，上交国家。 她只留下少量用于基本生活保障。 有人不解，有人惋惜，甚至有人劝她“为自己多考虑一些”。 她只是平静地说：“这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我的钱。它从哪里来，就该回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