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头也不回：不见，可是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1967年10月的南京，秋风吹进军区大院，带着凉意，也带着紧张气氛，许世友正坐在办公室，桌上摊着一堆文件。   他向来不喜欢有人打扰，就算有人找他谈工作，大多数时候也是让警卫员转告一句“没空”，那天，警卫员进来，说外头有人要见，许世友皱了皱眉头，连头都没抬，只回了一句：“不见。”   可等到警卫员低声补了一句，“是陶勇的四个孩子”，许世友的表情一下子变了，动作也比刚才快了许多，抬头说：“快，带他们进来。”   其实，许世友和陶勇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死兄弟，两人都是从小兵一步步打上来的，枪林弹雨里一起拼过命，许世友的脾气在部队里出了名，谁都知道他说一不二，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但他对自己认准的人，尤其是老战友，心里却软得很。   陶勇这人，年轻时候就是个不服输的主儿，安徽人，打仗出身，谁和他一起过日子，谁都知道他有股死劲，抗战、解放战争，陶勇都冲在最前面，后来还进了海军。   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东海舰队的司令员，这位置可不是一般人能坐的，可惜，人有时候命运说变就变，到了1967年初，陶勇突然出了事，家里一下子天塌了。   紧跟着，他的妻子也接连遭到不幸。家里八个孩子一下子成了没人敢拉的“包袱”，在风雨飘摇的那几年里，亲戚朋友都不敢多问一句。   许世友得知陶勇去世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关上门抽了半宿烟，陶勇的孩子出现在军区大门口，许世友其实早有准备，他清楚，这群孩子能走到南京，就是最后一搏。   那个年代，谁家出点事，连带着家里小孩都跟着受牵连，陶勇的几个孩子，腿上穿的破裤子，鞋都是补了又补，脸上没什么表情，看的出来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冷眼。   许世友叫他们进办公室，其实是想先看看情况，屋里没什么寒暄，他问得直来直去：“你们有地方住吗？吃得饱不？”孩子们都不敢多说话，只有最大的那个，咬着牙说了句，能对付。   许世友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心里其实早有了决断，他没再问别的，直接让警卫员去安排吃住，把几个孩子安顿在军区招待所，许世友管事从来不磨叽，吩咐下去的事，下面人都得赶紧办。   第二天一早，许世友找来几名部队的老兄弟，开门见山地说：“陶勇的孩子们，我要管。”   有人小声提醒，“现在政策紧，咱们是不是要再考虑考虑？”许世友摆摆手，语气坚决，“别废话，咱们这把年纪了，还能怕什么？陶勇那会替我们扛枪，现在轮到咱们给他撑腰。”   许世友是真的把这事当成自己的责任，他专门叮嘱后勤，孩子们吃穿住都得安排好，还得让他们安心上学，后来，考虑到男孩子年纪大一点，许世友和肖永银商量了一下，把他们送进了部队，让他们有个归属。   女孩子小一些，就安排进了医疗队，部队里有规矩，外人不好插手，这样一来，孩子们才算真正有了落脚的地方。   这些安置不是一蹴而就的，那几年风声鹤唳，谁都怕碰上麻烦，陶勇的孩子刚进部队没多久，就有人专门打了报告，说这些孩子“出身有问题”，是不是不符合政策。   许世友得知后，二话不说，直接把相关干部叫到办公室，态度很直接，“这几个孩子，我认了，有什么事冲我来。”那人听完后不敢再多嘴，走的时候连门都不敢重重带上。   孩子们在部队的日子其实并不轻松，那会儿生活条件艰苦，训练又苦，尤其是小勇，刚进坦克连的时候，个子瘦，力气小，连枪都举不稳。   可他硬是一天一天地跟着练，别人休息他还在加班加点，碰上苦差事，他从来不喊累，一次夜间拉练，一辆坦克出了点小状况，战友困在里面，小勇第一个冲上前，用尽全身力气把人拉出来，事后连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孩子有股狠劲，像极了他爸。   那几年，许世友为陶勇孩子的事没少操心，时不时有人来打听情况，许世友一律挡在前头，他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陶勇是我的兄弟，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这话说出去，队里没人敢不听。   陶勇的孩子们后来都成长得不错，男孩子们在部队里受锻炼，女孩子们学了医，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尤其是小勇，后来还成了部队里的骨干，做事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许世友看在眼里，心里其实挺欣慰。   1977年，陶勇终于得到了平反，名誉全部恢复，孩子们的身份也不再是“问题家庭”，生活彻底安定下来，许世友没有对外炫耀过自己做了什么，他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每年春节，陶勇的孩子们都会来南京看望许世友，吃顿团圆饭，大家说说笑笑，像一家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