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1939年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的一间昏暗土屋里，一位头发花白的外国老人在土炕上永远停止了呼吸。 这个人就是刚刚度过49岁生日的诺尔曼·白求恩，夺走他性命的并不是日军的枪炮，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败血症，而这一切惨剧的源头，竟然仅仅是手术台上一次不起眼的手指划伤。 半个月前，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疯狂的冬季“扫荡”，前线伤员像潮水一样涌下来。在涞源县摩天岭附近的临时手术室里，白求恩正在紧张地抢救伤员。 在为一个颈部严重感染的战士处理伤口时，伤员破碎的骨头猛地刺破了他左手的中指。 在那分秒必争的战场上，他根本顾不上停下来哪怕一分钟去处理自己的伤口，只是简单冲洗了一下，就又投入到了下一台手术中。 这种不要命的工作方式，早在一年多前他刚踏上这片土地时，就已经成了常态。 那时候的晋察冀前线，医疗条件差得让人难以想象。所谓的战地医院，往往就是破庙里搭两块门板，稍微像样点的止血钳都凑不齐一套。 为了能跟上部队频繁转移的速度，不让伤员因为长途转运而死在半路，白求恩硬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药驮子”。 他把全套手术器械精简后装进特制的箱子里，只需要一匹骡马就能驮走，到了地方卸下来就是个野战医院，里面装着能做100台手术的家当。 战士们亲切地管这叫“马背上的医院”，因为它总是出现在离炮火最近的地方。 这种拼劲儿不仅体现在做手术上，更体现在他对伤员那种超越国界的感情。有一次，359旅的教导员彭清云在战斗中右臂大动脉被打断，失血过多眼看就要休克。 白求恩赶到后，发现血源不够，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要抽自己的血，大声喊着他是O型万能血。 在那个没有手术锯的简陋环境里，他硬是用消毒过的工兵锯完成了截肢手术，把战友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后来，他又看到有伤员因为止血带绑扎错误导致肢体坏死，这个向来温文尔雅的医生发了火，他随后编写了《战地救护须知》等教材，手把手教出了三百多名医护人员，恨不得把自己的本事全留在这里。 很多人都不理解，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大专家，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到中国这穷乡僻壤来图什么？其实早在1938年3月，他刚到延安跟毛主席彻夜长谈时，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当时国民党方面开出高官厚禄想留他在后方，他头也不回地拒绝了，因为陶行知曾告诉他，前线的中国战士连一块干净的绷带都没有。 他之所以能毫不犹豫地扎进这片黄土地，是因为他在寻找一个能真正把医疗当作救命手段，而不是赚钱工具的地方。 这种想法在他还是底特律名医的时候就已经在他心里扎了根。那时候他虽然手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手术器械，是美国胸外科协会的执委，但他厌恶透了那种只给有钱人服务的体制。 他经常跑去贫民窟给买不起药的汽车工人免费看病，结果把自己累成了肺结核，那在当时可是绝症。 在绝望的病床上，他看透了资本主义医疗的虚伪，明白光靠个人施舍根本救不了穷人。 后来去苏联考察，看到那边政府把肺结核防治做得风生水起，他彻底转了念头，回国后大声疾呼要把盈利从医疗中赶出去，结果反被蒙特利尔医学会排挤出了圈子。 在来中国之前，他满腔热血跑去西班牙战场，首创了流动血库，把血液直接送上火线，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施展全部抱负。 最终是中国这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接住了他无处安放的理想。 在这里，没人把他当赚钱机器，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信念在拼命，这种纯粹的集体主义精神，正是他不远万里赶来，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真正原因。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的遗言里写道：“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白求恩用他的一生证明了，医术只有在为了大众利益而服务时，才能焕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本文首发于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