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严打，社会治安问题凸显，刑事案件数量激增，城市监狱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于是“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大西北劳动改造”的政策应运而生，这个政策既解了监狱爆满的燃眉之急，又给西部开发送去了免费劳力，在当时算是“一举两得”的设计。   谁都不想晚上出门怕出事，1983 年的很多地方，就处在这种状态里。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起步，社会上刑事案件越来越多，街头有团伙斗殴，路上有拦路抢劫，老百姓晚上不敢独自下班，家长送孩子上学都得攥紧手。   这种情况让中央下了决心，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也就是大家说的 “严打”，说白了就是对严重犯罪行为，抓得快、判得严。   严打一开始，抓了大量犯罪分子，问题跟着来了，城市里的监狱根本装不下，打个比方，原本住一百人的牢房，挤了两倍还多的人，连下脚的地方都少，看守所的大通铺甚至睡到了三层。   监狱爆满成了燃眉之急，得赶紧想办法解决。这时候，“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大西北劳动改造” 的政策就出来了。   这个政策的逻辑很直接，把城市里的重刑犯送出去，城市监狱的压力就缓解了，大西北当时需要开发，这些人能参与开荒、修渠、种地，补充了劳动力，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算是解决两个问题的办法。   这些被押送的人，大多坐的是绿皮闷罐车，车厢里挤满了人，一路从城市开到西北戈壁，目的地多是青海诺木洪、柴达木这些地方，方圆几百里没人烟。   到了地方，他们先自己挖“地窝子”当住处，就是在地下挖个半掩体，每天五点吹哨起床，五点半出工，干到晚上九点才收工，要开垦荒地、栽树、挖排碱沟，戈壁上的土硬得像石头，一镐下去就留个白印。   这些人参与的劳动，让原本的荒漠慢慢有了耕地，有的地方还成了粮食产地，他们的户口被注销，相当于彻底脱离了原来的城市生活，在西北农场里接受军事化管理，一边劳动一边改造。   1983年的严打，以及配套的押送西北政策，放在中国法治史和社会变迁史里，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选择，当时是为了尽快扭转社会治安，解决现实的监狱爆满问题，同时助力西部开发，这是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以上是小编个人看法，如果您也认同，麻烦点赞支持！有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方便大家一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