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如果不去翻那泛黄的旧履历，你很难想象，那个在河北黄土沟里穿着草鞋、满身尘土的中年人，原本拥有着怎样令人眩晕的“金领”人生。 20世纪30年代的北美医疗界，诺尔曼·白求恩是妥妥的顶尖人物。1916年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伦敦知名诊所历练、美国底特律开设私人诊所，最终跻身加拿大顶尖医疗圈，担任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核心医师、蒙特利尔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 作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美国胸外科协会五人执委之一，他站在全球胸外科领域金字塔尖，发明的“白求恩气胸器械”“肋骨剪”等至今仍是行业标准器械，后来还入选加拿大科技名人堂。 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优渥的生活：丰厚收入、稳定地位与高端社交圈。但白求恩从非利己主义者，底特律行医时，他常为附近贫苦的汽车工人免费诊疗，还帮他们解决生活难题。 这段经历让他亲眼见证底层民众在贫病中的挣扎，看清医疗体系服务富人的弊端，心底埋下了改革医疗制度、建立全民福利医疗的种子。 1935年的苏联之行，彻底改写了白求恩的人生。他以学者身份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深入了解苏联医疗体系后发现，当地肺结核发病率低的关键，是优越社会制度能保障全民基础医疗。 这次经历让他豁然开朗，坚定了“公平社会制度才能解决底层健康困境”的信仰。回国后，他加入加拿大共产党，组织百名医务工作者成立“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安全委员会”，谴责政府漠视失业者，呼吁推行免费医疗，这份倡议成为加拿大最早的全民医保纲领性文件之一。 白求恩的信仰从不止于口号。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暴行令他震怒，他主动率医疗队奔赴前线。 在战场，他发现大量伤员死于失血过多，于是开创性建立世界首个流动血库，将输血服务送到前线，挽救无数生命。这段反法西斯战地救护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实战经验，更坚定了“哪里有压迫，就到哪里支援”的信念。 1937年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传到北美。白求恩从报纸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国人民的抗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英勇，更得知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严重缺医少药、伤员死亡率极高。他立刻向国际援华委员会申请：“我要去中国，那里的人民更需要医疗支援。” 出发前，他对加拿大共产党同志说：“如果我回不来了，请告诉世人，诺尔曼·白求恩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 1938年1月，48岁的白求恩带着可装备小型战地医院的器材药品，乘邮轮跨越1万多公里、历经19天抵达中国香港。 刚下船，他就急切询问前往延安的时间：“越快越好，早一天到前线，就能多救一个伤员。”在港期间，他拒绝舒适住宿、步行采购药品以节省开支。抵达延安后，考察边区医院两个多月，目睹缺医少药、伤员长途转运延误病情的困境，他再次请缨：“我要去前线，把手术室建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 在常人看来，放着优渥生活不过奔赴中国黄土沟受苦难以理解，但对白求恩而言，这是信仰的必然。 在晋察冀边区，他将骡马改造成“马背上的医院”，药驮子可满足100台手术、500次换药需求；在离前线仅五里的小庙搭建手术室，炮弹轰鸣中连续工作69小时完成115台手术。 他不仅治病救人，还创办卫生学校、编写战地医疗教材，甚至捐出自己的X光机、显微镜，全力为中国培养本土医务人才。 1939年10月，白求恩抢救伤员时手指被手术刀划破感染，最终因败血症离世。临终前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中，他写道：“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从北美顶尖专家到中国敌后草鞋医生，他的选择逻辑清晰：不追求个人名利安逸，只为让医疗资源惠及底层民众，用专业能力反抗法西斯、守护正义。 今天回望白求恩，我们不该只记住“高尚”“伟大”的标签，更要读懂他选择的初心。他不远万里来华，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反法西斯事业的坚定信仰。 这份跨越国界的情谊与用生命践行的信仰，是白求恩精神的珍贵内核，也让他的名字跨越80余年时光，始终被中国人民深深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