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被功臣集团拥立后，为什么没有被架空权力？ 公元前180年，“诸吕之乱”刚被平定，长安城弥漫着血腥与不安。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选中了远在太原的代王刘恒。对他们来说，这个23岁、母亲薄氏家族卑微、看起来与世无争的年轻人，似乎是个理想的“傀儡”。 一、 初入长安，步步为营 接到消息的刘恒，第一反应不是狂喜，而是深深的怀疑和恐惧。长安的功臣们杀了吕氏全家，连汉惠帝的儿子们也未能幸免。这趟京城之行，吉凶难料。 他的谨慎从抵达长安那一刻就展露无遗。在渭桥边，立下头功的太尉周勃迫不及待地上前，请求避开众人私下呈上天子玺符。这是个明显的政治试探，想抢个“首功”。但刘恒的中尉宋昌当即挡驾：“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刘恒则顺势把皮球踢了回去，坚持要先到自己的代王官邸再“商议”。这个下马威告诉所有人：这位新皇帝，不是来当提线木偶的。 即位当晚，他立刻做了一项关键人事安排：任命自己的亲信宋昌、张武等人分别统领守卫京师的南北军和皇宫卫队。枪杆子里出政权，他深谙此道。 二、 功臣集团的庞大阴影 刘恒面对的对手非常强大。汉初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一大批功勋贵族。刘邦时期封了143位列侯，他们中的核心成员被称为“十八侯”，包括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灌婴等显赫人物。 “诛吕之变”后，这个集团的势力达到顶峰。他们大多居住在长安未央宫北的“北阙甲第”，府邸相连，串通非常方便。他们不仅掌控着朝廷要职，还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登基之初，文帝不得不对功臣们加官进爵，投桃报李。但皇权与功臣集团的矛盾是结构性的。 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周勃答不上来，汗流浃背。又问：“国家一年钱粮收支多少？” 周勃还是不知。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巧妙答道：这些事各有主管官员，丞相的职责是辅佐天子，协调各方。明眼人都看得出，皇帝这是在敲打功勋老臣：只会打仗可不够格总揽朝政。不久，周勃便知趣地请辞了右丞相之职。 三、 釜底抽薪的“列侯之国” 文帝很快亮出了真正的杀手锏。前元二年（前178年），他采纳贾谊的建议，下诏实行“列侯之国”。诏书说得冠冕堂皇：列侯们长久住在长安，离自己的封地遥远，封地的官吏百姓运输供给十分辛苦，列侯也无法教导治理封地的百姓。所以，都请回到自己的封国去吧！ 这一招堪称釜底抽薪。一旦离开权力中枢长安，分散到各地，功臣们便无法频繁串联，影响力将大大削弱。诏令一出，功臣集团集体反对，尤其是周勃等顶级列侯赖在长安不走。 文帝没有硬来，他在等待时机。前元三年，政局更为稳固后，他再次下令，并且直接点名周勃：“丞相是朕所倚重的人，就请为朕做个表率，率先返回封国吧。”话说到这份上，周勃只得辞去丞相职务，灰溜溜地回到封地绛县。 回去后的周勃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每当郡守、郡尉来访，他都要身穿铠甲，令家人手持兵器相见。这恰恰授人以柄，被人告发谋反，锒铛入狱。在狱中，这位曾经统帅百万大军的大将军竟遭到狱吏欺辱，最后是靠重金贿赂狱吏，并通过自己的儿媳（文帝的女儿）向薄太后求情，才得以出狱。经此一劫，功臣集团的锐气被彻底打掉。 四、 培植新生，削弱诸侯 在打击旧势力的同时，文帝大力培植属于自己的新生力量。他通过察举等方式，选拔了贾谊、晁错、贾山等一批年轻才俊。这些人没有功臣背景，前途完全系于皇帝，成为制衡旧臣的重要力量。他废除了“诽谤罪”和“妖言罪”，鼓励臣民上书言事，广开言路，这既是为了听取民意，也打破了功臣集团对信息的垄断。 对于另一股威胁——同姓诸侯王，文帝采用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简单说，就是把大的诸侯国分给多个子孙，使其越分越小，力量越来越弱。齐王刘则死后无子，文帝便将庞大的齐国一分为七。淮南王刘长死后，淮南国也被分为三国。这些措施不动声色地削弱了诸侯，为后来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奠定了基础。 五、 仁政与权术：皇帝的两面 后世多赞誉汉文帝的仁德。他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废除残忍的肉刑（起因是少女缇萦救父的上书）、废除株连亲属的律法、连续多年减免天下田租。有一次他想建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相当于十户中产之家家产），便立刻作罢。这些举措为他赢得了民心，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 但仁君面具之下，是不容置疑的权术。他赏赐宠臣邓通时极其慷慨，动辄“巨万以十数”，甚至允许邓通拥有铜山、自铸钱币，其耗费远超一座露台。他对功臣周勃的冷酷打压，更显示出其政治手腕的铁血一面。 到文帝统治后期，即位之初“君弱臣强”的局面已被彻底扭转。功臣集团渐渐淡出政治舞台，诸侯王的威胁得到缓解，皇权得到空前巩固。他成功地将一个由军功老臣主宰的朝廷，转变为一个皇帝能够乾纲独断的中央集权政府，为后来的“文景之治”乃至汉武盛世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