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年间那场看似普通的行政区划调整，藏着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也藏着西南治理的深层逻辑。 康熙平定三藩后，西南表面平静，实则土司们仍在暗中勾结，丽江木氏、水西安氏这些名号，在官府文书里藏着不少头疼的记载。 雍正刚登基就盯上了这块硬骨头。 那个叫鄂尔泰的云贵总督，在奏折里把话说得直接：自元迨明，代为边害。 他跑遍川黔边境才发现，土司们通婚结盟，官兵一来就往邻省跑，不整合治理根本没用。 更现实的是，当时贵州年赋税才十二万两，粮食得从湖广调，这样的家底根本撑不起改土归流。 把遵义府划给贵州的提议一出来，四川官员差点炸了锅。 要知道遵义当时的赋税占了四川全省的八成，巡抚蔡珽在奏折里喊冤，说这是损川补黔。 但雍正的朱批就三个字：当极，当极。 1727年冬天，户籍册、田赋档案从四川藩库搬到贵州，连驻军都换了旗号，千年属蜀的遵义，就这么成了贵州的地盘。 交接那半年，遵义的士绅联名上书，想仍隶蜀籍，结果被朝廷以同沐圣化顶了回去。 没想到几十年后，这片土地真成了贵州的粮仓。 乾隆年间耕地从五十二万亩涨到八十六万亩，遵义丝成了贡品，年产能超两千匹。 当年鄂尔泰说的粮赋足、实力增，在田垄地头长出了真真切切的收成。 现在去遵义的档案馆，还能看到当年《川黔划界章程》的复印件，泛黄的纸页上写着赋税全解贵州藩库。 从清代的黔北粮仓到如今的西部增长极，这块土地的故事告诉我们，行政区划从来不是纸上划线，而是治理智慧在山川大地的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