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往往更能体现出一个人内心的信仰以及纯真，尤其是当面对大多数人犯错，还能够坚持自我、坚持真理的，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了，在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女子，她就做到了坚持真理。

1968年10月的京西宾馆，一场决定命运的表决正在进行。

132名中央委员里，75人已被批斗，97人颤巍巍举起手。

唯有角落里的她，捂着膝盖伏在桌上，关节炎的老毛病在那天格外应景。

最终131票通过的决议，因为这只未举起的手，成了党史上独特的注脚。

她叫陈少敏，1902年生在山东寿光的农家。

父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教书先生，家里那本翻卷了边的《革命军》，是她最早的启蒙课本。

13岁那年，为给弟弟凑学费，她进了青岛日本纱厂当童工。

十二小时轮班下来，手指被机器磨得全是血泡，工资却只够买三斤玉米面。

1925年纱厂罢工，她跟着工友们喊口号，嗓子哑了就递传单，也就是那时，她第一次听说共产党这三个字。

21岁那年，她遇到了邓恩铭。

这位后来的一大代表拍着她的肩膀说：此女有男儿志，可担大任。

她跟着他进了胶济铁路工会，成了地下交通员。

白天在车站卖香烟，晚上把情报藏在发髻里送出去。

1928年入党那天，丈夫任国桢握着她的手说：从今往后，咱们的命就和主义绑在一起了。

可这份绑在一起的命，没撑过三年1931年，任国桢在沈阳就义，八个月大的女儿也染病夭折。

整理遗物时，她发现丈夫狱中写的纸条：坚信主义，虽死犹生。

抗战爆发后，她去了鄂豫边区。

战友们都叫她陈大脚，因为她总光着脚行军，说是接地气，跑得快。

有次打游击，她带着队伍在地道里藏了三天，出来时脚底板全是血泡，却笑着说：这地道能藏人，还能藏粮食，鬼子准摸不着。

后来李先念在回忆录里写：少敏同志赤脚走百里，比男同志还能扛。

1945年党的七大上，38岁的她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仅有的三位女委员之一。

1968年表决那天，她望着主席台墙上的标语，突然想起1938年在边区的夜晚。

那时她带着战士们在山坳里开会，煤油灯忽明忽暗，有人问她怕不怕，她说：怕就不革命了。

但咱革命，不能革糊涂了。

当《审查报告》念到叛徒刘少奇时，她悄悄把脸埋进臂弯。

散会后秘书问她为啥不举手，她只说了句：我举了手，九泉之下无颜见少奇同志，更无颜见任国桢。

1973年，她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农场。

右腿在批斗时落下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却每天坚持在田埂上走几圈。

有老乡问她图啥，她指着远处的山说：那山里，埋着我好多战友。

我多走几步，就当替他们看看这天晴了没有。

1977年她走时，特意嘱咐把骨灰撒在鄂豫边区的山岗上。

1980年平反大会上，邓小平提到她：她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因为她守住了共产党员最该守的东西。

后来有人在鄂豫边区纪念馆看到一张老照片：1943年的雪夜，陈少敏背着伤员在雪地里走，赤脚踩在雪里，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

旁边的说明牌写着她常说的一句话：路是走出来的，理是守出来的。

如今那片山岗上，春天会开满野花，就像她当年赤脚走过的地方，永远留着信仰踩出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