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作家沉樱正怀3胎，得知丈夫把全部家当3万块，拿去给戏子赎身。她不哭不闹，留下字条，丈夫却怒吼：“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那一巴掌落下的时候，重庆初冬的风正从门缝里挤进来。沉樱转身抱起孩子，要回娘家静一静，心里仍留着最后一点侥幸，等丈夫的解释与挽留。 梁宗岱追出门口，指着她质问，说她拿孩子要挟，他还放话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她愣了一下，抬手给了他十几年婚姻的最后一个回音。这一掌拍碎的是爱情，也是她对婚姻最后的幻想。   很难想象，这样决绝的女人，童年是在多么温和的光里长大的。1907年，她以陈瑛之名出生在山东潍县一户中产人家，父亲和舅父都是新派青年，讲究新知新风。 她自小可以放开手脚读《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家里还鼓励她上学。新思想、旧典籍一起在她心里扎根，为她日后用文字观察人性打下了底子。   十七八岁时，她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又在复旦借读，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写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婚姻，写现实生活的困境。文风细腻却不娇气，茅盾看了也要点头。 那时她成了文坛眼里的“新秀”，后来更有人说她“前承丁玲，后启张爱玲”，可她自己只当这是“浪得虚名”，说翻译《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也不过是多读几本书的顺手之事。   写尽别人爱恨时，她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冲动。上海大学校庆晚会上，她与戏剧演员马彦祥同台，一场戏下，两人顺势坠入爱河，很快走进婚姻。 可是浪漫抵不过奔波，马彦祥常年在外跑演出，很快就在外地生出新故事。沉樱知道后，几乎没有犹豫，就把这段不成熟的婚姻关在身后，再也不翻看。   真正改变她一生轨迹的，是梁宗岱。这个出身普通的广东青年，到法国念书，回国后在北大讲课，翻译莎士比亚和歌德，写诗写评论，被称作“南国诗人”。 他对沉樱一见倾心，为了和她在一起，硬是与原配闹离婚，还因此丢掉北大教席。那时的他在外人眼里有些浪漫，有些任性，在她眼里却是为爱愿意付出代价的男子。   他们携手赴日，在东京附近的叶山租下小屋，窗外是松林海风，屋里是书桌与手稿。她在厨房与书房之间穿梭，他在诗稿与译文间起落，空下来一同给巴金写信，邀他来日本同住，说叶山空气清新，最适合读书。那几年，她生下两个女儿，把更多心思放在家庭，写作减少，翻译增多。   原以为自己从轻率走到了成熟，谁知另一场风暴悄悄逼近。1942年，她在重庆北碚怀着第三个孩子，却从报纸上看到梁宗岱在广西为粤剧伶人甘少苏赎身的新闻。他掏空家底拿出三万元，替她脱离旧主，还挥拳与人争执，《广西日报》用醒目的标题写着“梁宗岱教授为一个女伶大演全武行”。   这件事像一只手，粗鲁地把她从“贤妻良母”的角色里拽出来。她没有冲到他面前争执，只写下几句平静的字，带着两个女儿离家，只想先回娘家喘口气。却没想到换来的不是愧疚和挽留，而是“孩子可以再生”的冷酷。 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从为他断了北大教席，到为别的女人掏空家财，这个男人始终活在自己的情绪和浪漫里，真正需要承担的时候，总是把别人推到身后。   决裂之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上海，在戏剧学校和复旦教书，一边翻译毛姆，一边翻译茨威格，把别人的故事译给更多人看，也默默把自己的故事埋进脚步声里。 1948年，她随弟弟去了台湾，此后几十年漂泊海外，教书、写作、翻译，支撑家计。有人问她文学成就，她总是淡淡一句“浪得虚名”，把掌声推开，把日常扛在肩上。   梁宗岱的人生则换了轨道。与甘少苏在南宁登报结婚，后来也有了孩子，在课堂和著作里继续做他的“南国诗人”。多年以后，琦君提起他在校园牵着山羊、衣着考究的样子，沉樱只笑着说“他就是那德行”，这句轻巧的评语里，藏着她对前尘往事的全部看破。   晚年，她终于又迈上回国的路。1982年，她从美国飞回上海、北京、开封、济南，想看看故乡，见见旧友。 巴金在静安宾馆设宴款待她，身边却都是她并不熟悉的新面孔。想见的人不是已逝，就是病重难见，她期待已久的归来几乎在几天内被现实冲淡。那之后，她回到海外疗养院，不久在异乡安静离世。   回头看去，她从书香闺秀到文坛才女，从风流诗人的太太到台湾的翻译教师，经历了两段婚姻，一场轰轰烈烈的决裂和漫长的独身。少女时她相信爱情能托付终身，中年时才明白，婚姻也可以是另一种算计与消耗。 最终她把全部的安全感，从男人身上抽回到自己身上，落在学识、落在工作，也落在那一记干脆利落的耳光上。等到她在美国的病床上闭上眼，一生的光影翻过，最清楚的或许不是谁负了谁，而是那个在风口里终于学会转身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