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女儿李讷在北京香山寺留下的珍贵照片，时间是1951年夏天，老人家当时不到60岁，左手拿着蒲扇，静听女儿讲解，照片特别温馨。 1951年夏天，香山寺台阶边，毛主席左手拿着蒲扇，微微俯身，静静听身边的小姑娘讲解。 小姑娘是李讷，年纪不大，神气十足。很多人看到这张照片，会自然以为这对父女后来会一直待在宽敞大院里。几十年后，北京万寿路一套普通住房里的旧沙发，把这种想象压下去。 1993年，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湘潭筹备纪念文艺晚会，时任市长孔令志托湘潭人彭志珊到北京，请几位毛主席亲属回乡。彭志珊1936年生于湘潭，在总参谋部办公厅和《当代中国》军事卷干过，11月初第一次上门去万寿路。 客厅里一台二十英寸左右的旧电视，一套简易沙发，墙面刷白灰，一抹就掉粉。 起居室是水磨石，其余房间是普通水泥地。卧室里木板床、四脚三屉桌、硬木椅、简易衣柜，样式简单，收拾干净。李讷穿浅蓝色平布中式上衣，衣服显然穿了多年。 她领客人看儿子王效芝的卧室，又带到自己和王景清的卧室、书房。 书房里书架挤满史书，有一格专门放着一整套“马恩全集”，那是结婚时父亲送的唯一纪念品，一直摆在手边。走到一扇关着的门前，她说那间储藏室里多是江青的遗物，放在那里没动。 临告别时，沙发里一根弹簧突然蹿出来，把彭志珊的军裤划开一道小口子，他只好感叹住得太简朴。 李讷笑着说，能过稳定简朴的生活，就已经很满足。 她说起父亲，多从吃饭说起。 六岁时，家里住窑洞，窗户坏了，来修的是五十多岁的老木工。修到饭点，毛主席请老木工一起吃。老木工讲自己小时候家里穷，经常挨饿也常挨打，同村还有孩子被亲爹打坏一只眼。小孩听着顺口一句“我爸爸好，我爸爸一下没打过我”。 毛主席立刻板脸，用筷子点着碗里的饭，说“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话不多，把“好爸爸”的夸赞压在“有饭吃”的底下。 1947年冬，家住陕北杨家沟，部队吃粮紧张，饭桌上多是黑豆。 午饭后，许多人的嘴唇、口腔被染成黑的，小孩子觉得好玩，说阿姨、叔叔嘴怎么都黑了。 毛主席马上说“大娃娃，你不要笑。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打胜仗的。吃黑豆也能长高长胖，你以后要带碗筷，同大家一起吃黑豆饭。”从那以后，她和干部战士一样，在机关食堂排队吃黑豆饭。 1959年，她考入北京大学住校。外界看她是“主席的女儿”，她手里的生活费却只有“每天一元”：除星期日外每天一元，一个月按二十六天算，总共二十六元。 十二到十五元用来吃饭，剩下的是车费、书本费和零花钱。 一些熟悉她身份的同学，觉得她“家里不差钱”，手头紧时常来借五元、十元。钱借出去时没觉得，月底结账就紧，只好再向别人借，下个月一点点还。有时候撑不住，就降低饭菜标准，少回家以省车费，零花钱尽量往下扣。 她在这二十六元里学会精打细算，也渐渐远离那种“翘尾巴”的干部子弟心态。 六十年代初，她在学校里有过一阵情绪低落，写信向父亲倾诉。 毛主席回信说，她“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又说“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那阵子她读到《庄子·秋水》，信里谈到河伯鼠目寸光、自以为大的毛病，毛主席顺势说，读了“秋水篇”，就不会再做河伯，为此专门祝贺。 另一封信里，他连用“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这些词，让她慢慢读书，多同同学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 这几封信成了她后来常拿出来想一想的家书。 三十多岁时，她走进婚姻。 婚后矛盾不断，母亲坚决反对，两个人性格合不到一起，不久分居，后来离婚。儿子王效芝出生，她拖着病体上班，还要扛起家务，当时月工资只有七十元，钱得一分一分抠着花。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江青作为“四人帮”主犯被关押，政治风浪和家庭变故一起压下来，那几年成了她人生最难的时候。靠组织扶一把，也靠早年那股硬劲，她一步步挺过去。 1985年，她和王景清结婚，家里的条件比以前好不少，勉强算过了“基本温饱”。 日子稍微宽一点，她想到的是京西门头沟斋堂的几户人家。 那里住着一些老八路和烈士后代，有人身上还留着战争的弹片，有人已经残疾，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难。组织有照顾，总有照不到的地方。 她去看过几次，回来就在心里打算，从自己和王景清的工资里挤出一部分，给他们做些经济上的支撑。要腾出这点钱，吃穿上就得处处节省。 一次在月坛北街的湘府酒楼吃饭，这种习惯露得很清楚。 有朋友担心她吃不惯，她笑着提起父亲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看着桌上菜越堆越多，她忽然皱眉，说这么多菜吃不完，没上的干脆别上，浪费可惜。 已经端上来的，坚持全部打包带走，让老王和儿子也尝尝。 服务员打包时，有几只盘子边缘还挂着菜，她又提起小时候的规矩：和父亲吃饭，每盘菜最后都要用饭或汤把盆里的油水带干净，一粒饭一滴油都来得不容易，请一定装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