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旦跪下,最先遭殃的永远是女人。当年关东军一投降,那几十万日本女眷瞬间从“一等臣民”跌落成待宰的羔羊。 苏联大兵那是出了名的生冷不忌,在冰天雪地的战俘营里,什么国际公约全是废纸。 22岁的佐藤芳子跟着丈夫来到中国东北时,还穿着丝绸和服,出门有宪兵敬礼,可关东军投降的消息传来,丈夫被押往西伯利亚战俘营,她和其他女眷被圈在哈尔滨郊外的废弃仓库里,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连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有天清晨,三个苏联士兵踹开仓库门,直接拽走了她和另外两个年轻女人,反抗的女眷被一枪托砸晕在雪地里。 佐藤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一刻才懂,所谓的‘大日本帝国荣光’,在国家战败后,连给女人遮羞的破布都不如。” 短短三个月,这个原本有三十多人的女眷群体,一半人死于严寒、疾病和暴力,剩下的要么被贩卖,要么被迫成为士兵的临时伴侣,再也回不去曾经的生活。 历史从来不会重复,但苦难的逻辑惊人相似。1945年德国战败,柏林被盟军占领,超过两百万德国女性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18岁的伊尔莎是柏林大学的学生,她的父亲是纳粹军官,战败后被处决,母亲重病在床。一天,两名苏联士兵闯入家中,抢走了仅有的粮食,还对她施暴,母亲试图阻拦,被直接推下楼梯摔断了腿。 伊尔莎后来回忆:“我曾经恨纳粹的残暴,可战败后才发现,失去国家庇护的女性,连恨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任由命运宰割。” 那些曾经在纳粹统治下享受特权的女性,在国家崩塌后,成了胜利者宣泄情绪的对象,而普通女性更是在混乱中无处藏身。 再看看近代中国,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膝求和,国门洞开,女性的命运更是惨不忍睹。1900年庚子国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街小巷都是被抢掠、凌辱的女性。天津的张大户家有三个女儿,原本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联军入城后,家里被洗劫一空,大女儿不堪受辱投井自尽,二女儿被掳走后再也没有音讯,小女儿被一名英国士兵带走,三年后才被好心人送回,却早已精神失常。 当时的《申报》记载,北京城郊的护城河上,漂浮着大量女性尸体,她们中有的是贵族小姐,有的是平民妇人,共同点都是在国家沦陷后,成了侵略者的猎物。 为什么国家倒下,最先遭殃的总是女人?不是因为女性脆弱,而是因为当主权崩塌、法律失效时,暴力往往会最先瞄准最没有反抗能力的群体。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护伞,撑着的时候,能挡住外部的狂风暴雨,让女性得以在阳光下生活、工作、追求尊严;可一旦这把伞塌了,特权阶层会先跑路,男性可能被征为劳工或炮灰,而女性则会沦为暴力和欲望的牺牲品。 关东军的女眷曾经依附军国主义的强权,享受着殖民统治的红利,可当强权崩塌,她们立刻就成了被抛弃的棋子;清政府的女性们,在国家闭关锁国时或许能安稳度日,可当朝廷签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她们就只能任由侵略者践踏。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种苦难往往会留下代代相传的创伤。佐藤芳子后来辗转回到日本,终身未再嫁,晚年一直致力于反战活动,她常对年轻人说:“不要相信所谓的‘战争荣光’,国家的尊严,才是女性最坚实的后盾。” 伊尔莎在柏林重建后,成立了女性互助组织,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受创伤的女性重拾生活的勇气。而中国近代的女性,从秋瑾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到抗日战争中投身救亡图存的女战士,她们用鲜血和汗水证明,女性的命运从来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强大了,女性才能真正实现独立和自由。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或许很难体会到那种国破家亡的绝望,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国家的尊严不是凭空来的,是无数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女性的权益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国家强大后才能真正保障的。 没有强大的国家,再美的梦想都是泡影;没有主权的庇护,再柔弱的生命都会被轻易碾碎。我们珍惜当下的和平,更要守护国家的强大,因为我们都清楚,只有国家站得直、立得稳,女性才能活得有尊严、有底气。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