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香港移民局外的队伍排出三条街。 铁丝网那边的人挤破头想过来，这边的人攥着刚发的身份证，手还在抖谁也说不清这张卡片，到底是自由的通行证，还是回不去的船票。 队伍里的陈标把身份证揣进贴肉的口袋，布料被汗水浸得发潮。 三个月前他从梧桐山滚下来时，裤腿被毒蛇咬出的破洞还没补。 那会儿他以为香港的月亮都是圆的，直到看见洗碗工宿舍十二个人挤一张通铺，才知道黄金彼岸的地板，也是用血汗擦出来的。 香港工厂的流水线转得比深圳河的漩涡还急。 陈标每天站十四个小时，手指被蒸笼烫出燎泡，可工资袋里的500港元，抵得上老家公社半年的工分。 他不敢给家里写信，怕地址被查出来，只能在同乡会偷偷听粤语广播，里面邓丽君的歌软绵绵的，听得人心里发慌。 1980年春天，陈标终于拿到身份证那天，香港街头飘着紫荆花香。 他蹲在码头啃叉烧包，看见对岸深圳突然竖起吊车后来才知道，那是国贸大厦开始打地基。 铁丝网还在，但有人开始扒开缝隙往这边看，问香港师傅愿不愿意去深圳开酒楼。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生意，更像是一场迟到的和解。 2006年陈标站在深圳福田的酒楼里，看着香港来的装修队挂灯笼。 当年偷渡时藏金条的竹筒，现在插着电子蜡烛，红光照在"莲塘海鲜酒家"的招牌上，把"莲塘"两个字照得发烫那是他再也回不去，却从未忘记的故乡。 如今酒楼仓库还锁着那个蛇皮袋，里面装着1978年的破裤子和2006年的营业执照。 从游过深圳河到建起十二家分店，陈标们用脚步丈量的，其实是一个国家打开大门的宽度。 去年孙子从香港来吃饭，指着菜单问"爷爷当年真的为了吃口饱饭差点被蛇咬？"陈标没说话，只是把清蒸鱼往孩子那边推了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