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被俘变节的公安局科长韩继恩，一张罕见的留影，照片中的他看起来面无表情，这一刻他已经成为一名叛徒，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延安城里的枪声刚停，胡宗南就进了城，街道空无一人，家家户户大门紧闭。

他皱着眉问手下：“共军主力和俘虏呢？”手下支支吾吾，说只抓到些来不及转移的老弱，没像样官兵。

胡宗南心里发慌，他带了25万大军打了七天七夜，总不能只拿回一座空城。

蒋介石那边已催捷报，中外记者团正往延安赶，要见证“胜利”。

当晚，胡宗南在指挥部拍着桌子下令：“造！给我造出战俘来！”

士兵们连夜把城里的国民党兵拉出来，换上共军军装，又到乡下抓了几百村民，塞给他们步枪冒充被俘士兵。

还挑了几个身材高大的，假扮“旅长”“团长”。

这些假军官连军衔都不会戴，穿得歪歪扭扭，互相挤眉弄眼。

胡宗南看了不满意，又让人找来一批武器堆在空地上，谎称是“缴获的共军装备”。

甚至在城外挖了堆土坟，插上木牌写着“共军阵亡将士之墓”。

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一个“真实的共军干部”撑场面。

就在这时，有人报告，抓到了一个自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干部的人。

这个人就是韩继恩，他是转移时被落下的，见胡宗南部队进城，没做任何抵抗就投降了。

胡宗南一听是“真干部”，立刻让人把他带过来。

韩继恩一见到胡宗南，就交出证件，说愿意配合一切工作。

胡宗南喜出望外，当即决定让韩继恩作为“重点战俘”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天，中外记者团抵达延安，胡宗南亲自带队参观“战俘营”。

记者们举着相机拍照，假战俘们按事先排练，要么低头“认罪”，要么哭诉“被共军胁迫”。

韩继恩被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穿着原来的棉衣站在一群假军官中间。

有记者问他职务，他直接回答：“我是边区保安处司法科科长，负责锄奸肃特。”

记者们立刻围上来，追问延安内部情况。

韩继恩毫无犹豫，全盘托出保卫系统机密。

他还编造“苛待百姓”“滥杀无辜”的虚假信息。

旁边一个假扮“团司令员”的国民党士兵，故意对着他喊：“你这个革命叛徒！”

周围的假战俘跟着起哄，场面又乱又荒诞。

韩继恩全程没说话，也没任何表情，就那么木然地站着。

一名外国记者按下快门，把这一幕拍了下来，这就成了那张罕见的留影。

照片里，他站在人群中间，没有假战俘的刻意表演，也没流露任何情绪。

衣服沾着泥土，眼神直盯前方，看不出害怕还是麻木。

记者们虽觉不对劲，却在胡宗南严密监视下按要求发稿。

“胡宗南攻克延安，俘获共军重要干部”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蒋介石特意发电嘉奖，说这是“剿匪以来最大的胜利”。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

有记者私下发现，那些“战俘”说四川口音，根本不是陕北人。

还有人看到，“缴获装备”全是国军制式步枪，不是共军常用武器。

更可笑的是，有个假军官被问起作战经过，说漏嘴把国军战术说成“共军打法”。

丑闻传开，外界纷纷质疑这次“胜利”的真实性。

胡宗南焦头烂额，让韩继恩继续“演戏”，还让他写《延安今昔》抹黑共产党。

韩继恩为讨好胡宗南，在书里将延安说成“人间地狱”，叛变说成“弃暗投明”。

可他不知道，此时的西北野战军正在陕北山区积蓄力量。

彭德怀率领部队采用“蘑菇战术”，拖着胡宗南大军在山里打转。

3月25日青化砭一战，我军歼灭胡宗南部31旅，活捉旅长李纪云。

4月14日羊马河战役，又歼灭135旅，旅长麦宗禹被俘。

5月4日蟠龙镇战役打响，我军攻克蟠龙，缴获大量粮食和弹药。

三战三捷歼灭敌军1.4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胡宗南的“重点进攻”。

战局越来越不利，胡宗南再也没心思管韩继恩，把他扔在延安城里不闻不问。

韩继恩见势不妙，想逃跑却被我军游击区阻拦，几次尝试都没成功。

1948年4月22日延安重新解放，我军进城后立刻展开清查工作。

韩继恩躲在村民家里，被搜捕的战士发现，当场逮捕。

审讯时，韩继恩交代全部罪行，承认泄露机密、配合造假都是为了保命。

关于他的结局，有几种不同记载。

有人说他因叛变情节严重，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被依法枪决。

也有人说他被关押狱中，看着昔日战友浴血奋战，最终抑郁而终。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关押期间主动交代敌特线索，被减刑后隐姓埋名度过余生。

但无论哪种结局，都改变不了他叛徒的身份。

那张面无表情的留影，成了他永远的污点。

参考信息：《冒充"共军战俘"的"国军"》·民主与法制网·201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