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对冯玉祥评价高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反蒋。反蒋战争败了两次。之后除了抗战期间，一直在反蒋。对反蒋在野人物总是优待，如李济深。清党的时候不是如大部分军阀那样下死手，而是对他队伍的共产党人礼送出境。没有撕破脸皮。 历史的天平上，总有一些人物的功过像雾中远山，需要拨开层层烟云才能看清轮廓。冯玉祥在建国后的评价里，反蒋的底色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两次反蒋战争虽败犹荣，抗战之外的岁月里，反蒋的旗帜也始终没放下。这种与蒋介石的持续对立，让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与李济深等反蒋在野人士一样，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肯定。更兼他在清党时期的做法异于其他军阀，对队伍里的共产党人未曾下死手，而是礼送出境，留了三分余地，这层“未撕破脸皮”的分寸，也成了评价中加分的注脚。 然而，掀开历史的另一页，1925年的郭松龄反奉事件，却像面棱镜，照出了这位“反蒋先锋”复杂多面的内里。 那年冬天，东北的雪下得正紧。张学良视若恩师的郭松龄，率领七万精锐倒戈，一路向奉天（今沈阳）挺近，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要推翻张作霖的统治。这场被称为“郭鬼子造反”的兵变，背后藏着一份与冯玉祥秘密签订的盟约——郭松龄在前头死磕奉军主力，冯玉祥的国民军则从侧翼牵制，事成之后共分东北地盘。郭松龄在前线浴血奋战时，怀里揣着的不仅是作战地图，还有对冯玉祥“背后撑腰”的笃信。 可日本外务省解密的E210号档案，却将这份盟约下的暗箱操作暴露在阳光下。档案里清晰记载，就在郭松龄与奉军在巨流河展开决战的关键时刻，冯玉祥的代表与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后来策划皇姑屯事件的主谋）在天津秘密会面四次。日本人开出的条件直白而残酷：只要冯玉祥默许张作霖退守黑龙江，承认日本在南满的特殊权益，关东军就默认冯玉祥在华北的扩张。 彼时的冯玉祥，心里打着一本精于算计的账。郭松龄胜了，自己未必能分到多少实惠；若郭松龄与张作霖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利岂不更好？日本人的条件像块诱饵，让他觉得这笔“交易”划算得很。于是，盟约成了废纸，他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郭松龄的部队在奉军与日军的夹击下陷入绝境。 巨流河的冰面上，郭松龄的部队弹尽粮绝，士兵在雪地里冻得直跺脚。他望着后方，始终没等来冯玉祥的一兵一卒，最终兵败被俘。他和妻子韩淑秀被处决后，尸首被张作霖下令摆在滦州火车站的铁轨旁，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就在郭松龄夫妇的血还没在铁轨上冻透时，冯玉祥却抢先一步通电全国，字里行间满是“大义灭亲”的决绝：“郭某叛将，人人得而诛之！”那份曾与郭松龄歃血为盟的密约，仿佛从未存在过；那些郭松龄寄望的“背后撑腰”，成了他笔下的“乱臣贼子”行径。 这种“郭松龄往前冲，我在后头摘桃子”的心态，透着军阀混战时期特有的投机与凉薄。冯玉祥或许算准了政治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却没料到历史的笔会记下这一笔——他的反蒋立场固然值得肯定，可在关乎民族利益的博弈中，与日本关东军的私下勾兑，对盟友的背信弃义，终究成了无法抹去的争议点。 评价历史人物，从来不能单看一面。冯玉祥的反蒋之举、礼送共产党人的善念，与他在郭松龄事件中暴露的投机本性，共同构成了这个复杂人物的多棱镜像。或许正是这种复杂性，让他在历史的长廊里，始终保持着一种让人反复审视的张力——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而那些被档案揭开的细节，不过是让这份评说多了几分沉甸甸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