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阀杨森手下有个师长，名叫王缵绪。这个人很有创意，意识也很超前，他为了向杨森表忠心，竟然将杨森的名字纹在了自己的胳膊上。不仅他自己纹了，还要求手下官兵都纹上。 王缵绪这人起步挺有意思，他不是大老粗，是个正儿八经的前清秀才，写得一手好书法，还喜欢搞收藏。1908年，他考进了四川弁目学堂，跟后来大名鼎鼎的刘湘、杨森是同学。这时候的他已经看明白了，乱世里手里握着笔杆子没用，得握枪杆子。 但他真正发迹，靠的是一股子“赌徒”般的魄力。1921年左右，王缵绪被革职，但他没闲着。当时正好赶上川汉铁路的一笔借款被瓜分，这哥们儿分到了10万银元。一般人拿了这笔巨款，估计就回家买地置业当富家翁了。但王缵绪不同，他拿这笔钱去武汉贿赂了湖北督军萧耀南的门房，一口气买回了2400支汉阳造步枪、6挺重机枪。他把这些军火运回奉节，招兵买马，很快拉起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号称“夔府成军”。这就是他后来在四川军阀圈子里说话硬气的本钱。 有了队伍，还得找个靠山。1922年，他投奔了老同学杨森。杨森这人疑心病重，虽然用了王缵绪，但心里总犯嘀咕，怕这小子翅膀硬了反咬一口。王缵绪是个聪明人，他看出了老板的顾虑，于是就上演了开头那一幕“苦肉计”。 他在左臂上刺了一个“森”字，涂上蓝墨水，以示刻骨铭心、永不背叛。 光自己纹还不够，他还下令手下两个团的官兵全都效仿，以此向杨森展示：你看，我们全军都是你的人。杨森一看这阵仗，感动得不行，心想这兄弟能处，对他彻底放了心。 这一放心，就给了王缵绪一个肥差——成都市政督办。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王缵绪干了一件直到今天成都人都还在受益，但在当时却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大事：修建春熙路。 王缵绪为了搞钱，也为了给杨森挣面子，在这个位置规划了一条商业街。他的手段非常“军阀化”：强拆。他下令沿线的商铺民宅必须限期拆迁，逾期不拆直接派兵动手。这事儿搞得民怨沸腾，当时的成都文人刘师亮还专门写对联骂他：“民房已拆尽，问将军何时才滚？马路也捶平，愿督办早日开车。” 虽然手段粗暴，但客观上，王缵绪一手缔造了成都近百年的商业中心。他不仅修了路，还利用职权大肆倒卖周边的地皮铺面，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军阀之间的“忠诚”比纸还薄。1925年，杨森发动统一全川的战争，势头正猛。这时候，杨森的死对头刘湘看中了王缵绪，派人去策反。面对刘湘抛出的橄榄枝和利益诱惑，那个胳膊上纹着“森”字的王缵绪，连眼皮都没眨一下，直接通电拥护刘湘，调转枪口就打杨森。这一刀补得太狠，直接导致杨森全线崩溃，气得杨森吐血。所谓的“刺字明志”，在利益面前，不过就是一场高明的表演。 投靠刘湘后，王缵绪的日子过得挺滋润，还当上了四川盐运使。这是一个流油的肥差，他靠着垄断盐价、勒索税官，搞了大笔的钱。但这人有个特点，他虽然贪，但有时候贪得有点“格调”。 1932年，刘湘知道王缵绪贪污了巨额盐税，想逼他把钱交出来。王缵绪脑子转得飞快，他心想这钱交上去也是被刘湘挥霍，不如我自己花个响声。于是，他宣称要把这笔钱拿来办学校。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重庆巴蜀学校。为了堵刘湘的嘴，他特意把学校的第一幢楼命名为“湘园”。这招“道德绑架”玩得极溜，刘湘虽然心里不爽，但也不好意思公然阻止办学。谁能想到，一所名校的诞生，最初竟然是为了掩盖一笔贪污款？ 1938年，王缵绪接替去世的刘湘代理四川省主席，随后主动请缨出川抗战，担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在战场上，王缵绪展现出了四川人的血性。特别是在1940年的枣宜会战中，他率部在大洪山与日军死磕。 那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日军为了消灭这支川军，动用了精锐部队和飞机狂轰滥炸。王缵绪没有当缩头乌龟，他亲临前线督战，甚至受了伤也死战不退。面对日军的围剿，他利用大洪山的地形，带着部队跟鬼子“转圈圈”，哪怕阵地丢了又夺，夺了又丢，硬是拖住了日军西进的步伐，粉碎了日军歼灭川军的企图。这场战役在当时非常有名，被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王缵绪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再次发挥了他的“审时度势”。1949年12月，他在成都自任“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率部起义，促成了成都的和平解放。这本来算是个不错的结局，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也给了他参事、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但他不满足。他觉得自己以前是省主席、上将总司令，现在这些职位太低了，心里落差巨大。 1957年，72岁的王缵绪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愚蠢的决定。他化名“张正言”，借口去重庆治牙，实际上带着秘书雷少成偷偷潜入深圳，企图跨过罗湖桥逃往香港。结果在边境被边防军当场抓获。 这一跑，把一辈子的名声都跑没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四川王”，最终被押回成都，关进了监狱。三年后，他在狱中病死，结束了自己极具争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