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副司令路过湖北黄安时，经过老家村子就上前敲开了自家大门，十八年未见的母亲却问他：“长官，你是谁呀？是来我家歇脚的么？” 这位副司令名叫詹才芳，那年他刚满36岁，肩上扛着冀东军区副司令的担子。十八年前，他还是个不满十八岁的毛头小子，揣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柴刀，跟着队伍连夜离开黄安。临走前，他只来得及在母亲的窗台下放了半袋红薯，连一句道别都没敢说。他怕自己一开口，眼泪就先掉下来，更怕母亲拽着他的衣角，不让他走。 这一走，便是十八年。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鄂豫皖打到冀东平原，身上添了十几道伤疤，军衔一升再升，可回乡的念头，从来没断过。他无数次在深夜的战壕里想起母亲，想起她纳的千层底布鞋，想起她熬的红薯粥，想起她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张望的模样。 只是兵荒马乱，一封家信都寄不出去，他甚至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健在，不知道家里的土坯房有没有被炮火夷为平地。这一次，部队行军路过黄安，他特意向上级请了半天假，换上一身干净的军装，一路小跑着往村子赶。脚下的土路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坑坑洼洼，路边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 走到家门口时，他的心跳得飞快，抬手敲门的瞬间，指尖都在发颤。门吱呀一声开了，母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驼得厉害，浑浊的眼睛里满是陌生。他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娘，是我啊”。母亲愣了愣，仔细打量着他，伸手摸了摸他肩上的肩章，又摸了摸他脸上的疤痕，突然就哭了。 她一边哭一边念叨，说她以为这个儿子早就没了，每年清明，她都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烧一沓纸钱，喊着他的小名。詹才芳也红了眼眶，他蹲下身，紧紧抱着母亲，说自己不孝，这么多年都没回来看她。那天中午，母亲给他煮了一碗红薯粥，粥里还卧了两个鸡蛋，那是家里仅有的存粮。 他坐在灶台边，一口一口喝着粥，眼泪噼里啪啦掉进碗里。母亲坐在一旁，不停地给他夹菜，嘴里絮絮叨叨说着这些年村里的事，说谁家的儿子也去当了兵，谁家的房子被鬼子烧了，说她每天都会坐在门口等，等一个穿着军装的人回来喊她娘。 他这才知道，十八年里，母亲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她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靠着几亩薄田度日，兵匪来了就躲进山里，饥荒年月就啃树皮挖野菜，硬是撑着一口气，等他回来。 离家的时候，詹才芳把身上所有的银元都留给了母亲，又叮嘱村里的乡亲多照应老人。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还很重，他不能留下来陪母亲。走出村子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母亲还站在门口，挥着手，像一尊苍老的雕塑。 他转过身，大步向前走，眼泪却再次模糊了视线。他心里清楚，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母亲这样的人，守着家，等着归人，他们这些当兵的，才有了冲锋陷阵的勇气和底气。这份家国情怀，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骨血里的牵挂，是母亲的一碗红薯粥，是村口的一棵老槐树，是十八年的等待与坚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