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左权将军牺牲后，遗体被日军挖了出来，拍照后进行了大肆宣扬，而这一极具侮辱的举动，彻底惹怒了彭德怀。 那些印着遗体的传单像蝗虫一样撒遍华北根据地，照片里刺刀挑着军大衣的画面，成了每个八路军战士心里剜不掉的刺。 十字岭的炮火还没散尽，左权将军的警卫员郭树保和村民用门板做了简易棺木，把他葬在山坡上。 谁也没想到，三天后日军益子挺进队竟带着铁锹来掘墓，他们对着遗体拍照，还在照片旁写“皇军武运昌隆”，这些东西被做成宣传品，塞进每个能找到的村庄。 延安《解放日报》6月25日披露这事时，标题里的“残虐至极”四个字，几乎要被油墨浸透。 而这份屈辱，最痛的人里一定有彭德怀。 从1937年八路军改编起，左权就跟着他在华北抗战，百团大战时左权熬了三夜写出正太路破袭战计划，彭德怀总说“左权在，我心里就有底”。 牺牲前几天，左权还把女儿左太北的照片塞给彭德怀，背面歪歪扭扭写着“彭叔叔教我打日本”。 看着照片里婴儿的笑脸，再对比传单上的画面，彭德怀把拳头攥得发白，这时候的愤怒已经不只是战友之情，更像是对一种底线的捍卫。 收到传单复印件的那天是5月30日，彭德怀在作战室枯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把干部们叫到一起，桌上摊着那张照片：“不仅要打疼他们，还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骨头不是用来踩的。”48小时后，120名士兵从385旅、386旅被挑了出来，会日语、懂爆破、无家庭负担是硬杠杠，他们在黎城县黄崖洞兵工厂关了15天，白天练刀具格斗，晚上摸黑爬悬崖，每个人腰间都别着块木牌，写着“还我左权将军英灵”。 情报是祁县伪警察署翻译王进山送来的。 这个地下党员冒着风险传出消息：6月17日晚，益子挺进队要在祁县“晋商客栈”摆庆功宴，队长益子重雄带着72个核心队员都去。 敢死队提前三天化装成伪军混进县城，17日晚9点，三路人马悄悄围住客栈，切断电话线时，里面还传来日军的猜拳声。 信号弹窜上天的瞬间，队员们踹开大门，匕首插进哨兵喉咙的声音被酒酣耳热的喧闹盖着，等枪声响起，72个鬼子没一个能跑出去。 战斗结束时天快亮了，队员们在益子重雄身上搜出那张掘墓照片，当场撕得粉碎。 这次突袭后，日军华北方面军紧急下了《防范夜袭训令》，连美军观察组约翰·谢伟思都在报告里写：“这是对暴行最直接的回应，中国军人用行动划出了战争伦理的底线。”而彭德怀再路过十字岭时，会对着左权牺牲的方向站一会儿，风里好像还能听见那句“彭叔叔教我打日本”的童声。 后来十字岭立起纪念碑，碑高7.1米，正面刻着“左权将军永垂不朽”。 每次有人来献花，总会看到碑座上嵌着的一块木牌复制品，上面“还我左权将军英灵”的字迹早就模糊了，却像在提醒所有人，1942年夏天那场复仇，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个民族面对屈辱时，最硬的那根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