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开国上将，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推掉了所有的工作，聚精会神地守在收音机前，等待着一个他期盼已久的好消息。 收音机里的报时声刚落，宋任穷攥着笔的手突然收紧。 这个在战场上没皱过眉的将军，此刻盯着墙上的日历1964年10月16日，每一秒都像在戈壁滩上踩钢丝。 八年前他刚接手二机部时，办公室里只有三张桌子，苏联专家留下的图纸还带着墨香就被收走了。 1956年的冬天比往年冷，宋任穷第一次走进原子能研究所。 钱三强递过来的铀矿石样本沉甸甸的，他翻来覆去看了半晌，突然把棉袄领口紧了紧：名字里这个'穷'字，就是让咱们过苦日子的。 那天起，他在罗布泊的工地上住了三年，和科研人员一起啃冻窝头，手冻裂了就用胶布缠着继续画图纸。 调到东北那年，黑土地正闹饥荒。 宋任穷带着秘书下乡，在铁岭看到老百姓住的土坯房四处漏风。 他没开会也没讲话，直接蹲在田埂上跟老乡算收成账。 三个月后，两千间新瓦房在雪地里立了起来，外流的村民牵着牲口回来时，棉袄兜里还揣着他给的粮票。 1977年春节，68岁的宋任穷突然出现在内蒙古的导弹基地。 职工宿舍的暖气管道冻裂了，他挽着袖子和维修工一起刨冻土。 有老专家偷偷抹眼泪，说这场景让他们想起当年罗布泊的寒夜那个时候宋部长也是这样，裹着军大衣蹲在工棚里，听大家说难处。 主席当年问我，搞原子弹难不难。 晚年接受采访时，宋任穷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搪瓷缸，我说比耍蛇还难。 他笑了，说咬咬牙就不难了。 这个改名时特意加上穷字的将军，用一辈子证明：所谓咬牙，不过是把每个今天的难，变成明天的理所当然。 那天守在收音机前的紧张，后来变成黑土地上的脚印。 当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起时，宋任穷正在东北的稻田里查看苗情。 通讯员骑着自行车赶来报喜，他接过电报看了三遍，然后蹲下身，把一株歪倒的稻苗扶直。 从戈壁到田埂，有些坚持从来不需要豪言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