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重庆集中营大杀手漆玉麟，解放后不知所终，但却因在稻谷场，炫耀骑车技术，暴露身份。 1957年春天，江西萍乡安源九荷村。 一个小伙子借了辆自行车，在晒谷场上刚骑上没两步，“哐当”就摔了个大跟头。围观的人忍不住嘲笑起来。 这时候，村里那个叫“宋世文”的老头慢悠悠走过来，一句话没说，扶起车就骑上了。 说来也巧，这老头竟然骑车技术出奇的好。田埂又窄又弯，他居然骑得稳稳当当，比县里来的技术员还溜，完全不像种地的农民。 小伙子见到这一幕，也是有些纳闷的：年纪大的，都比我会骑，真是有些脸发烫。 他越想越想不通，便揉着摔伤的膝盖，开始嘟囔：“这破车你们看着简单，骑起来比挑百斤粪还难！” 没想到老农还挺谦虚，竟然赶紧停下车，淡淡回应：“熟能生巧罢了。” 见老农如此低调，大家又是忍不住拍手叫好。只有一个人没笑——村治保副主任范君治。 范君治是退伍侦察兵，眼光毒辣。心里立马犯嘀咕：全村就一辆自行车，平时谁都怕摔着不敢碰。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头，哪来的这本事？ 这个细节看似平常，却和“宋世文”一贯的低调人设对不上。 “宋世文”是1949年后拿着湖南株洲的介绍信来投靠村民张石生的。八年来，他话少，干活却抢在前头。 脏活累活不推，盖了房、娶了媳妇、生了娃，还评上了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去县里领奖。在村民眼里，他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实人。 可这次骑车，让范君治越想越不对劲。普通农民别说骑，连见都少见。更别说在田埂上灵活穿行——这哪是干农活练出来的？分明像受过专门训练。 更关键的是，当时全国正在开展肃反运动，任何反常都可能藏着大问题。 肃反时，重点就是挖出藏在群众里的反革命分子。范君治没打草惊蛇，悄悄写了份材料，递了上去。 萍乡公安局接到线索，很快派人进村。面对民警，“宋世文”表现得很镇定。他说自己是国民党战俘，重庆解放时被俘，改造后拿了《被俘人员遣返证》，因为老家没人，才来九荷村投亲。 可一问细节，问题就来了。什么时候被俘？在哪改造？谁经手的？他支支吾吾，前后对不上，漏洞越来越多。 光凭口供已经站不住脚，警方决定用更直接的方式验证身份。 民警不动声色，趁他不注意拍了张照片，连夜加急发到重庆。 照片一到重庆，档案室翻出一份尘封多年的卷宗。比对结果出来：这个“宋世文”，正是在逃八年的国民党特务——漆玉麟。 漆玉麟原名宋玉成。1931年，经堂侄、叛徒宋惠各引荐，进了国民党特务训练班，从此改名漆玉麟。 为了讨好上司陈果夫，他故意穿着满是泥巴的训练鞋去汇报，谎称“一心训练，顾不上换鞋”，靠着这套手段博取信任。 1933年，他被派往保定，专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两年时间，参与逮捕400多人，亲手杀害56名共产党员，几乎把当地党组织连根拔起。 抗战胜利后，他调到重庆，成了蒋介石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耳目”。监视高官、装窃听器、跟踪盯梢，样样都干。 后来，他的目标转向共产党地下党。1948年，根据叛徒情报，带队抓了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人。审讯江姐时，他亲自上阵，用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手段极其残忍。 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开始为自己找退路。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扒下一名阵亡士兵的军装，伪装成伤兵混进战俘队伍。靠着当时甄别工作的疏漏，骗到了一张《被俘人员遣返证》，开始逃亡。 他先逃到湖南株洲，投奔四哥。 可四哥是地主，正赶上土改，连自身都不保，也顾及不上他。漆玉麟只好跟着萍乡老乡张石生来到九荷村，化名“宋世文”，彻底隐姓埋名。 为了活命，他收起所有锋芒。每天起早贪黑干农活，说话低声下气，处处表现得像个老实人。这一装，就是整整八年。 身份确认后，公安迅速行动。当民警亮出逮捕证那一刻，漆玉麟腿一软，直接瘫在地上。八年伪装，瞬间崩塌。 他以为只要忍得住、藏得深，就能躲过清算。没想到，一次随手骑车，竟暴露了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本能。 消息传开，全村哗然。那些曾夸他“勤快”“厚道”的邻居，知道真相后无不咬牙切齿。很多人跑到乡政府要求严惩凶手，为牺牲的烈士讨个公道。 1958年5月13日，漆玉麟被依法执行枪决。 再精巧的伪装，也敌不过时间与正义。 漆玉麟是重庆集中营公认的“四大杀手”之一。他的罪行在公安部档案、重庆市党史资料和司法卷宗中都有明确记录，包括参与保定大破坏、主审江竹筠等案件。 他的落网，离不开范君治的警觉，也得益于当时公安系统高效的跨省协作和完整的档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