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的遗体被装入水晶棺，安葬在列宁墓中。于是，列宁墓上多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斯大林的名字。 从追随者到清算者，赫鲁晓夫的转变暴露了权力重构的冷酷逻辑。斯大林曾亲手提拔他，赋予其政治上升的阶梯，而后者最终以“拨乱反正”的名义，将恩师从历史神坛拉下。这种切割不仅是政治立场的对立，更是对苏联发展道路的重新定义：斯大林推动的五年计划让苏联崛起为工业强国，但“大清洗”的阴影却让数百万生命成为代价。赫鲁晓夫的批判，本质上是试图剥离斯大林时代的极端色彩，为苏联寻找更温和的现代化路径。然而，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在于，斯大林的影响从未因墓碑的迁移而消失——他的名字虽一度从城市、工厂、学校中抹去，但工业化奠定的基础、集体化塑造的社会结构，早已深深嵌入苏联的肌理。 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后，勃列日涅夫为斯大林墓前重立胸像，评价再度波动。这种反复折射出苏联领导层对历史遗产的矛盾态度：既需要斯大林时代的强权记忆巩固统治，又警惕其个人崇拜的复辟风险。斯大林的遗体虽不再与列宁同葬，但其影响始终如影随形——在克里姆林宫墙下的墓碑前，在工厂里仍被传颂的工业化神话中，在档案馆里未被完全解密的“大清洗”文件里，他的存在始终是苏联历史无法绕开的坐标。这场关于斯大林的争议，最终超越了个体功过，成为理解苏联制度韧性与脆弱性的关键切口：一个依靠强人领导崛起的国家，如何在权力更迭中处理历史遗产？当改革试图否定过去时，又如何避免割裂自身的合法性？斯大林的沉浮，恰是苏联历史深层逻辑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