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于天放被日本人秘密押往北安，下火车后即被蒙上双眼拉上汽车，监狱其实很近，但日本人故意拐弯抹角开了20分钟才到，又在走廊绕了好几圈才把他送进2号监房。  当铁门“哐当”锁死时，这个抗联战士还不知道，这座阴森的监狱将成为他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也是他最辉煌的突围战场。 那时候于天放被推进2号监房时，第一感觉是霉味扑鼻。 墙上渗着水珠，霉斑像地图一样蔓延。 而且小日本人为制造心理威慑，特意把监狱建得阴暗潮湿，5间牢房装了三道铁门，每道门开关都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但他强迫自己冷静，因为那要是“慌了神就真完了”。 之后的转机来自隔壁牢房的敲墙声。 三下一顿，两下一应，这抗联的暗号让于天放精神一振。 敲墙的是个老木匠，因给抗联修枪被捕。 两人趁看守换班时用密码交流，老木匠透露了关键信息：后院墙根有块松动的砖头，雨大了能掏开钻人。 这时候观察成了生存的本能。 于天放发现白天看守凶神恶煞，但晚上有个小个子兵常打瞌睡。 还有送饭的老狱卒脸上带疤，总是低着头，但有一次捡碗时悄悄塞回一块咸菜，里面裹着细铁丝。 “这铁丝比啥都金贵。”于天放后来在《牢门脱险记》中写道。 他白天把铁丝藏鞋底，晚上就着门缝透进的月光研究锁孔。 手指磨出血泡，但那种细微的“咔哒”声成了黑夜中最动听的音乐。 说白了监狱是个小社会，每个人都有软肋。 于天放敏锐地发现，那个总喝酒的看守石丸兼政，每次醉酒后警惕性会大降。 而老狱卒虽然不敢正眼看人，但每次多给的咸菜暗示着无声的支持。 最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一次送饭时。 当时于天放故意碰掉饭碗，就在老狱卒弯腰捡拾的瞬间，他塞过一张纸条，上面用指甲刻着“北安城外，李家庄”，这是抗联的一个联络点。 而老狱卒手抖了下，没说话，但第二天碗底多了根更粗的铁丝。 “那时候才明白，看似铁板一块的监狱，其实满是裂缝。”于天放后来感慨。 就连小日本看守内部也有矛盾：有些是强征来的朝鲜籍士兵，对日本人阳奉阴违。 七月的一天，老木匠敲墙传来紧急消息：风声紧了，日本人可能要下毒手。 就在1945年7月12日傍晚，北安上空乌云密布。 当时于天放对赵忠良使个眼色：“今晚动手。” 他们的武器是牢房里取暖炉的铁门，巴掌大，但边缘锋利。 在这半年里，两人假装打扫卫生，悄悄松动合页，硬是把炉门磨成了可拆卸的凶器。 此时窗外的雷声成了最佳掩护。 赵忠良突然捂着肚子呻吟：“太君，要解手！” 而醉醺醺的石丸骂骂咧咧过来开门。 就在铁门晃开的刹那，于天放抡起炉门猛砸对方头部。 闷响混在雷声中，石丸瘫软在地。 之后他们快速搜出钥匙，连开三道铁门。 在经过后院时，老木匠说的松砖一掏就开，雨水泡软了墙根。 越狱只是开始，之后日伪军出动数千人拉网搜捕，悬赏高得吓人。 于天放和赵忠良躲进高粱地，一藏就是28天。 “饿了嚼生玉米，渴了喝雨水，身上被蚊虫咬得没块好皮。” 但最折磨人的是等待的焦虑。 他们在庄稼地里昼伏夜出，靠老农偷偷留下的窝头度日。 有次日军搜到附近，刺刀差点捅进藏身地，是突然降的暴雨救了他们。 就在8月15日，他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两个汉子抱头痛哭。 一个月后，于天放把经历写成《牢门脱险记》，但总强调：“不是我多厉害，是太多人帮了我。” 其实于天放的故事里，没有超级英雄，只有普通人的勇敢。 老木匠在越狱后为掩护同志，点燃牢房与日军同归于尽。 老狱卒因传递消息被酷刑拷打，至死没招供。 还有送窝头的老农冒着杀头风险接应。 这些小人物的选择，拼成了越狱成功的全貌。 正如报告文学《寻找甘宇》所揭示的：生命奇迹的背后，往往是无数平凡人的托举 。 而于天放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展现了极端环境下普通人性的韧度。 历史转折往往始于小人物的一次选择。 在宏大的战争叙事下，是无数个于天放这样的普通人，用勇气和智慧改写了命运。 正如一位历史研究者所言：“于天放的成功越狱，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胜利，更是抗战末期中国人生存意志的缩影。” 因为在黑牢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们磨利的不是铁丝，而是希望本身。 主要信源：（抗联英雄——于天放——黑龙江省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