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湖北一对夫妻抛下5岁女儿，双双自尽，没人告诉当时的吴家雨发生了什么，只记得那天奶奶把她搂得特别紧，村口的槐树下，大人们的叹息声比蝉鸣还聒噪。 23年过去，吴家雨长成了村里最能干的姑娘，在镇上开了家小超市。 奶奶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那天她从床底拖出个铁盒，生锈的锁扣硌得人手心疼。 里面是一沓泛黄的日记，还有本画满小孩脸蛋的素描本，“你爸妈……是找弟弟找得太累了。”奶奶的声音像被水泡过，“1990年去江西找你妈，火车站人多，一转头，你弟弟手里的半块馒头掉在地上，人没了。” 日记里的字越来越潦草，母亲写“今天在郑州看见个穿蓝布衫的小男孩，追了三条街，不是他。夜里总听见他哭，开灯却只有空荡荡的床。”父亲的素描本最后一页，小孩左眉那颗红痣被涂得又黑又重。 “1992年7月23日”，是日记最后一页，“雨儿，原谅爸妈，我们去找弟弟了。”吴家雨攥着日记本，指节捏得发白，原来她不是被抛下的，是被留下来的。 她开始像父母当年一样往外跑，郑州、西安、成都……救助站的长椅睡过，火车站的广播听过。 2016年在河南见到个眉眼相似的男人，亲子鉴定结果出来那天，她在医院走廊坐了一下午，报告上“排除亲生关系”几个字，比冬天的风还冷。 医生拍她肩膀：“试试公安部的打拐DNA库吧，有父母的DNA成功率更高。” 父母的坟在村西头的坡上，草长得比人高，吴家雨拿着申请材料站在那儿时，村民们炸开了锅。 “哪有女儿挖父母坟的？”“这是不孝！”她蹲在坟前，手指抠着墓碑上的名字，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让她挖！”奶奶拄着拐杖一步步挪过来，枯瘦的手抚过墓碑，“你爸妈等这一天等了23年，他们想知道弟弟到底在哪儿。” 开棺那天，法医穿着白大褂蹲在墓前，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遗骸上，“牙齿保存得还行，enamel（牙釉质）里能提取DNA。”一个月后，鉴定中心来电话，“福建有个被拐男子，左耳后有烫伤疤，左眉有红痣，和你父母的DNA初步匹配。”吴家雨握着电话，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超市的冰柜还响。 2018年春天，福建的一个小渔村，吴家雨终于见到了弟弟，他左耳后那块月牙形的疤，和日记里写的一模一样。 弟弟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块磨得发亮的玉佩，“养母说这是我被拐时贴身带的。”玉佩上的纹路，和父亲素描本最后一页画的那块，分毫不差。 上个月给父母上坟，吴家雨带了两份亲子鉴定报告，一份烧给父母，一份留给弟弟。 纸灰被风卷着往天上飘，弟弟突然说：“姐，你看，像不像爸妈在笑？”她转头看弟弟左眉那颗红痣，突然想起日记里母亲写的：“等找到弟弟，带他回家吃槐花饭。”坡上的槐花开得正盛，香得人鼻子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