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北京一个小会议室，国企改革聊得正僵。有人轻飘飘提了一句：“要不，就让下岗工人自谋生路吧。”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的空气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坐在角落的老陈抬起头，手里捏着的茶杯晃了一下，茶水溅在手背上也没察觉。他是北京第三棉纺厂的老职工，工龄二十多年，从学徒干到车间班长，每天早上七点到厂，晚上九点才回家，家里的米缸、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全指着厂里的工资条。现在有人说让他“自谋生路”，他喉咙里像卡了团棉花，半天挤不出一个字。 其实那时候国企的日子确实难。外有洋货冲击，内有设备老化，棉纺厂的订单一年比一年少，仓库里的布堆得能盖住半间车间。厂长在会上翻着账本，手指敲得桌子咚咚响：“上个月工资发不出来，再这么拖下去，全厂三千口子都得喝西北风。”可真到了要动刀子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先开口——毕竟这刀子是砍在自己人身上。 老陈回家把这事跟媳妇说了。媳妇正在厨房熬白菜汤，听了这话把锅铲一放：“自谋生路？咱俩除了织布纺纱，还会啥？你去卖菜，人家嫌你秤不准；你去摆摊，工商三天两头查执照。你当这是过家家呢？”儿子在里屋听见，跑出来拽着老陈的袖子：“爸，我不想让你下岗，同学他爸下岗后去工地搬砖，腰都累弯了。”老陈蹲在地上，摸出烟袋锅子，抽了一口又呛出来，眼泪差点掉下来。 会议室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说“早该改革，铁饭碗养懒汉”，有人说“不能一刀切，得给条活路”。直到一位戴眼镜的干部拿出份文件，是上海试点“再就业服务中心”的经验——先把下岗工人集中起来培训，再联系企业对接岗位，政府给点补贴过渡。老陈坐在后排，耳朵竖得老高，听到这儿猛地站起来：“那咱们厂能不能试试？” 后来的事，老陈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厂里很快成立了再就业办公室，他和几个老同事被送去学电工，老师傅手把手教他们接电线、修电机。刚开始他笨手笨脚，把保险丝烧了好几次，师傅没骂他，反而递根烟说：“当年我学徒的时候，比你还能闯祸。”三个月后，老陈拿到了电工证，被分到街道办的维修队，虽然工资比以前少了点，但每月按时到账，媳妇也不用再半夜起来给他补破工作服了。 最难的是跨出去的那一步。老陈第一次背着工具箱上门修电扇，敲开门时人家看他穿得旧，皱着眉问：“你们收费贵吗？”他赶紧摆手：“我是棉纺厂下岗的，现在在再就业中心培训过，手艺没问题，价格按市场价来。”修完电扇，人家硬塞给他两盒烟，他不肯要，人家说：“要不是你们这些下岗工人肯学新本事，我们夏天可遭罪了。”那一刻，老陈觉得腰杆挺直了不少——原来“自谋生路”不是把他扔到岸上不管，而是给了他一根能划水的桨。 那年冬天，老陈在街头碰到以前的徒弟小李。小李比他早下岗半年，一开始天天在家喝酒，后来跟着他去学了电工，现在自己开了个小维修铺。“师傅，”小李笑着说，“我现在能给媳妇买羽绒服了，孩子也能报补习班了。”老陈看着他冻红的双手，想起自己当初蹲在地上的样子，忽然明白：改革不是把人推下悬崖，而是在悬崖边搭座桥，你得自己走过去，才能看见对面的风景。 1998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全国下岗职工超过千万。可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再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这些词慢慢走进了工人的生活。老陈常说：“那时候觉得天要塌了，回头看才发现，是国家扶了我们一把。要是光让我们‘自谋生路’，多少人得倒在半道上？” 改革的阵痛是真的，可人心的温度也是真的。那些曾经被认为“跟不上时代”的下岗工人，用粗糙的手学会了新技能，用结实的肩膀扛起了新的生活。他们没给国家添乱，反而在最难的日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