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她用4.5万公款包养了7个情夫，然而，整整十年，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没想到，最后竟死在一个男人手里，为什么？   1975年夏天，江苏如东马塘镇，信用社的铁皮门在晨光里“哐当”一声打开，一个穿着蓝布褂的女人走进柜台后面，手里提着一只饭盒，神色平静，没人知道，她手中掌握的，不是账本，而是4万多块钱的“活命钱”。   她叫汤兰英，信用社会计，32岁，身材微胖，眼神却透着一股劲儿，她从不抬头看人，哪怕是镇长来存钱，她也只动嘴，“存单放桌上，先填好。”   表面上，她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职员，但谁能想到，这个女人背后包养了七个男人，家里金银财物堆满柜子，整整十年，没人查出她把整个信用社的钱掏空了。   直到一封信寄到县银行行长的办公桌上，信封上没署名，内容却只一句话：“你们信用社的钱，全在汤兰英的裤裆里。”   这句话，把一个县级系统炸了个底朝天。她的故事，从不在账本上写，从来都是藏在人心里。   1965年，汤兰英刚进信用社，年纪轻轻，干练利索，那会儿马塘信用社只有她一个人管账，领导图省事，全社的钱、账、印章一手抓，不用审批，不用复核，一人说了算。   开始她只是偷偷拿几块买点布料，后来胆子越来越大，直接从库存现金里拿钱回家，一次两百，一次五百，最后一次能提一千，没人问她为什么，也没人敢问。   1970年后，她家成了镇里“奇观”，三天两头杀鸡煮甲鱼，一顿饭吃掉一个工人半月工资，她儿子穿的确良衬衫，书包是上海寄来的进口货，连家里用的米都得筛两遍，“不白不吃”。   “汤姐家就是福地。”镇上人都这么说，但没人敢多看她一眼，她男人是军人，常年不在家。家里出入的男人却没断过。   小供销社的范某、区里下来的干部、甚至还有县公安局的司机——她从不单独请客，都是“请客带人”，吃完饭再送点衣服、表，甚至自行车。   “汤姐，你这菜我又没吃过，明天还来！”有人边吃边笑，她就笑着摆手：“那你明天早点来，我给你做红烧肉。”   不是情感，也不全是交易，她知道，这些男人有的能帮她挡事，有的能替她传话，还有的能让她晚上不孤单。   有一次，她拿了三千块给范某，换来的是银行支票盖章不查账，她说：“你帮我一次，以后我都记得。”   可人心从来不是靠钱能绑住的，1975年，范某想和她断了，他说：“你别再来找我了，我有家有孩子。”   她没说话，把一双新皮鞋往他脚边一扔：“穿不穿你随意，别忘了你以前吃啥喝啥。”   范某没接，走的时候把那双鞋踢翻在门口，几天后，汤兰英被调查。起因就是范某的一封“举报信”。   没人知道信具体写了什么，但县里来了专案组，一查账，账面空得像被抽了筋。   信用社的钱，全进了她的家，进了别人的口袋，也进了那些夜里没人看到的房间。   审讯时，她几乎没反抗。只是问了句：“谁报的我？”没人回答她，她低头笑了：“不是范某，就是王某，他俩争风吃醋，最后都不干净。”   有人说，她最后几天不吃不喝，也有人说她在看守所里还给狱警讲她怎么做鲍鱼汤，没人能确定她当时在想什么。   1977年7月24日，如东县中学操场上，数千人围观，法院当场宣判她死刑。   她穿着蓝布衣服，手没绑，头也没低。有人说她站得笔直，像是要上班去了。   她最后一句话，据说是对押解她的武警说的：“你妈生你不容易，回家多看看她。”   没人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有个老职员说，她那会儿可能是真的怕了，怕死，也怕没人记得她曾经活得那么张扬——在一个没有人敢高声说话的年代。   她死的时候才32岁，信用社的钱，追回了一部分，剩下的没了着落，那七个男人，有的进去了，有的调走了，有的，过了十几年才被人翻出来名字。   而她，成了县档案馆里一个编号，是审计系统永远的“反面教材”，但没人能否认，在那个被制度漏洞和人性缝隙共同撕开的十年里，她一个人，搅动过整个马塘镇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