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杨度是个绕不开的异数。 这个早年高唱“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湖湘才子，曾以《君宪救国论》将袁世凯推上帝制宝座，沦为千夫所指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 谁也未曾想，这位背负千古骂名的“帝王师”，晚年竟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刀尖上行走，用余生书写了一段惊世骇俗的红色秘史。 1927年的北平，风云突变。 杨度在太平湖饭店的婚宴上，从曾任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口中惊闻张作霖要搜查苏联使馆的消息，而中共领袖李大钊正藏身其中。 他当即借故离席，火速让长子杨公庶设法通报，虽最终未能挽救李大钊，却使四位同志成功脱险，这一点在当年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秘密报告中留有铁证：“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度）之力也”。李大钊牺牲后，杨公庶在回忆录中披露，父亲两度派他入狱探视传信，更毅然变卖了北京“悦庐”公馆与青岛房产，连家中首饰也悉数变现，所得款项尽数用作营救费用与烈士家属救济。 这份毁家纾难的决绝，正是杨度与旧我彻底决裂的开始。 他曾对人坦言：“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以前的主张都错了”。 1928年，杨度迁居上海，经章士钊介绍成为杜月笙的“清客”，名义上是秘书，实则借这层身份为革命活动铺路。 杜月笙每月给他500元大洋薪水，还将法租界薛华立路的一栋洋房供其居住，这份厚待让杨度获得了绝佳的掩护。 杜月笙的总账房黄国栋回忆，当时出入杜宅的名流中，杨度与黄炎培、章士钊等人并列，其特殊身份从未引起怀疑。 而据上海老中医回忆，杜月笙虽敬重杨度的才学，却并不十分亲近，只将其视作装点门面的文人，这恰恰为杨度的秘密工作提供了安全空间。 他利用杜月笙的声望作为保护伞，将这栋洋房变成了地下党的避难所，正如后来夏衍所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1929年秋，54岁的杨度正式提出入党申请。 彼时的他，背负着“帝制祸首”的骂名，入党申请在党内引发争议，最终经潘汉年介绍，由周恩来亲自批准，成为一名不参加公开组织生活的特别党员。 这段经历，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有着详细记述。 1931年深秋，潘汉年带他来到薛华立路的洋房，介绍他与一位五十出头的绅士见面：“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是稳当可靠的”，并特意叮嘱“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 直到来往半年后，这位老者才坦然告知：“我叫杨皙子，杨度”。 夏衍坦言，即便自己想象力再丰富，也从未想过这位“帝制余孽”竟会是党内同志。 此后，夏衍每月与杨度秘密会面一次，送去党内刊物与“禁书”，也接收他传递的情报。 杨度常将国民党内部的核心机密，手写在纸上，装入火漆封印的大信封中转交，内容包括“清党”计划、特务名单等关键信息，多次帮助党中央化险为夷。 他还将杜月笙给的薪水大部分捐给党组织，1930年中共出版的《红旗日报》，报头四字便是他亲笔题写。 在营救同志方面，杨度更是不遗余力，1930年中共党员黄平被捕后，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多方周旋，最终成功将其营救出狱。 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竟在杜月笙公馆的书房设立了秘密联络点，许多重要会议都在此召开，门外的保镖反而成了天然的保护伞。 杨度曾对夏衍直言：“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拒绝与孙中山合作，二是主张君主立宪，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错”，而对于自己的入党动机，他更是掷地有声：“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病逝，享年56岁，临终前留下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革命事业的期许。 他的党员身份严格保密，仅周恩来、夏衍等少数人知晓，这一藏便是四十六年。 1975年，病重的周恩来特意召见华国锋，后又派秘书叮嘱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的。请告诉《辞海》编辑部，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1978年7月30日，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难忘的记忆》，首次公开这一史实，夏衍也随后撰文补充了单线联系的细节，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更是佐证：“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 1980年版《辞海》最终为杨度正名，在其条目下新增“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内容。 回望这段秘史，在老黑看来，杨度的转变并非投机取巧，而是历经沧桑后的真心觉醒。 他曾拥护帝制，也曾遁入空门，但最终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最危险的革命道路。杜月笙或许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厚待的“清客”竟是中共密使，而杨度正是利用这份信任，在虎穴中为革命输送着养分。 杨度大半生，走过不少弯路，历史上像他这样的最后多半都消沉归隐了，杨度最让人钦佩的就是这一点，晚年还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这说明本质上他是一名真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