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宿松县东门外的刑场已经搭好台子，38岁的徐裴章被反绑着跪在地上，身后是黑洞洞的枪口。 作为被划为“恶霸地主”的他，判决书上的“死刑”两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心里。 就在行刑队准备举枪的瞬间，一匹快马突然冲到刑场边，骑马的人翻身下马，手里挥舞着一封盖着红章的急信。 徐裴章的名字出现在死刑名单上，源于土改运动中对“剥削行为”的清算。 他家有几十亩地，又在国民党宿松县政府当过田赋征收员，这些身份叠加在一起，让他成了“重点打击对象”。 县法院的卷宗里，写着他“强占佃户土地”“逼死长工”的罪名，每一条都足够判重刑。 他自己也清楚，在那个阶级立场至上的年代，这些罪名几乎没有翻案的可能。 时间往回倒五年，1946年夏，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和政治部主任赵辛初正藏在宿松县的一片芦苇荡里。 他们在宣化店突围时与大部队走散，身上的干粮早就吃完，连日的奔波让两人又饿又累，远处还不时传来国民党军搜山的狗叫声。 赵辛初突然想起一个人徐裴章。 这个在国民党县政府做事的人，在当地名声却不算坏，听说曾偷偷帮过几个被追捕的进步学生。 徐裴章见到两个穿着破军装、满脸泥污的人出现在家门口时，吓了一跳。 听完赵辛初低声说明身份，他二话不说就把两人拉进院子，关紧大门。 “你们先在柴房躲着，我就说家里来了远房亲戚养病。”那三天里，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市场买米买菜，回来亲自做饭，夜里就搬张凳子守在柴房门口。 有次伪保长带着人上门“查户口”，他故意把茶杯摔在地上，装作发脾气的样子：“我亲戚生病需要静养，你们老来打扰像什么话！”硬是把人怼了回去。 三天后，徐裴章弄来两张商人通行证，又找了辆马车，亲自赶着车把张体学和赵辛初送到太湖县的徐家桥渡口。 临上船时，张体学紧紧握了握他的手：“这份情，我们记着。”徐裴章当时只是笑了笑，他没指望将来能图什么回报，只觉得在那种时候帮一把是应该的。 1951年，已经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张体学，偶然从安徽的旧部那里听说了徐裴章的事。 当他看到“死刑”两个字时，立刻让秘书找来纸笔。 “徐裴章不是恶霸，1946年我和赵辛初能活下来，全靠他冒险相助。”他在信里详细写了当年的经过，连徐裴章如何弄来通行证、如何赶车送他们到渡口的细节都没落下。 这封信被加急送到安庆地委，地委书记看完后，马上让秘书打电话给宿松县委：“这个案子要重审，把卷宗调上来。” 宿松县委书记滕野翔带着张体学的信和卷宗去了安庆。 在地委会议室里，他翻出1950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指着第14条念：“对反革命分子有立功表现者，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徐裴章救过我们的高级干部，这算不算立功？”经过三天的讨论，地委最终决定：按“立功赎罪”处理。 县法院很快重新开庭，判决书上的“死刑”被划掉，改成了“有期徒刑十五年”。 徐裴章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因为肺结核加重，1954年获准保外就医。 回家后的他身体一直不好，常常坐在院子里发呆。 临终前，他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张体学1949年写来的信，信里说“新中国成立了，如果你愿意，欢迎来湖北工作”。 他一直没舍得扔，就像保存着一段没被忘记的往事。 1986年，安庆地区中级法院复查历史案件时，再次翻开了徐裴章的卷宗。 当年张体学的信、改判的裁定书、邻居们后来写的证明材料都还在。 法院最终撤销了1951年的判决，认定“徐裴章虽有剥削行为，但因革命有功，既往问题不予追究”。 那天，徐裴章的儿子拿着新的判决书，在父亲的坟前烧了一张复印件。 风把纸灰吹向空中，像是在告诉九泉之下的徐裴章，那段藏在时光里的善意，终究没有被历史抹去。